2001年1月，我從忻州市文化局局長任上，調到當時還是總編負責制的忻州日報社擔任總編輯。這在外人看來屬于“調任”，在我內心深處卻覺得是“歸隊”。
我曾在河曲縣委通訊組由干事到組長工作了10年，主要任務就是組織、撰寫反映河曲縣各條戰線推動工作的新聞報道，陪同中央、省、地市新聞單位的記者采寫河曲縣發生的重要新聞事件和先進人物。10年間，我同上級新聞單位的記者一起走遍了河曲的山山水水，共同采寫了諸如轟動一時、在《光明日報》頭版頭條配編者按刊發、被寫進中央一號文件、以苗混瞞為創始人的戶包治理小流域的重大新聞。基層通訊組的工作人員當時沒有記者證，但在我心中，卻總是以一個“新聞人”自居。
來報社前，社會上的普遍反映是，報社文化人扎堆、人員的綜合素質普遍較高。接手工作后，我對此感同身受。報社同仁甘守清貧、樂于奉獻，工作繁忙卻從不叫苦叫累。絕大多數同事與人為善，互相理解、彼此寬容，他們獻身黨的新聞事業的精神和情懷令我感動——而所有這一切，也正是我這一屆忻州日報社各項事業興旺發達、報社聲譽越來越好的基礎和根本保證。
不過，來報社后，我也深刻認識到制約報社、報紙進一步發展的桎梏和瓶頸，當時的忻州日報社，也面臨一些亟待解決的困難和問題。在上級領導的理解、支持和報社同仁的積極配合下，大家同心同德、攻堅克難，辦成了幾件實事。
一是“差額”改“全額”。報社本來是“全額事業單位”，我接手前因為種種原因改成了“差額”。一字之差，令報社過日子也成了問題——人員工資有時也不能按時發放。報社工作清苦，采稿子的長年風塵仆仆，編稿子的經常通宵達旦，作為報社的當家人，我絕不能讓大家在如此辛勤付出的同時還擔心“菜籃子”和“米袋子”。為此，我和班子成員多方奔走、反復陳情，“秀才人情半張紙”，終于贏得了上級領導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將“差額”改為“全額”后，大家為自己的切身利益得到根本保證而歡欣鼓舞，重新煥發出干事創業的熱情和干勁。
二是新建采編大廳。報社以前的工作環境是各自為陣，一個編輯部一個辦公室，編輯記者都還在“爬格子”，效率低下，遠遠不能適應新世紀、新媒體的需要。我同報社一班人反復研究、考察，多次向市委、市政府、宣傳部、財政局領導匯報。爭取回專項資金后，一分錢掰成兩半花。先在廣電大樓院內西側建起使用面積400多平方米的采編大廳，然后在大廳內布置電線、網線，設置單人工位，每個編輯記者配備電腦，一舉實現了寫稿、提交、審稿、排版一體化。所有采編人員徹底告別了紙與筆，實現了當日新聞次日見報，大大提高了新聞報道的時效性。
三是“黑白”變“彩印”。2000年以后，省級報紙陸續上馬彩印設備，報紙的版面特別是照片變得清晰、生動。采編大廳建成投入運作后，忻州日報社再接再厲、一鼓作氣為印刷廠更新換代，在山西省地市級媒體中率先實現了報紙的彩色印刷。彩印后的報紙圖文并茂，面目煥然一新，報紙的檔次和品位大大提高，報紙的傳播效應大大增強。
四是創辦《忻州日報·文化旅游周刊》。一份報紙的“副刊”比正刊更能吸引讀者的眼球。《忻州日報》以前的副刊刊名“星期刊”，側重于休閑、娛樂。忻州文化積淀深厚，旅游資源豐富，在山西轉型發展的大背景下，我們把原來的“星期刊”副刊更名為《忻州日報·文化旅游周刊》，在辦刊宗旨、方向、目的等方面作出重大調整。在周刊采編人員的辛勤努力下，《忻州日報·文化旅游周刊》一紙風行，迅速贏得了領導的肯定和廣大讀者的喜愛，20多年后的今天仍是報社的品牌。
五是抓發行，報紙發行量倍增。《忻州日報》從創刊時的四開四版周二刊，到改成對開四版的周五刊，再到彩印后的天天有報，隨著報紙體量的增加，發行量也水漲船高。但發行量的增加只是縱向比較，跟兄弟地市黨報的發行量相比，《忻州日報》的發行量依然偏低。我們發動報社全體員工大打一場報紙發行攻堅戰，一方面千方百計提高報紙質量，用新穎的版面、鮮活的內容吸引讀者。另一方面暢通發行渠道，充分發揮縣級通訊組的作用，把報紙發行的“責權利”捆在一起。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報紙發行打了一個漂亮的“翻身仗”，期發行量由我上任時的一萬幾千份增加到兩萬五千份。忻州每個行政村都訂閱一份《忻州日報》，市委、市政府的聲音得以及時傳達貫徹。發行量上去了，報紙的廣告收入也隨之大幅提升。忻州日報社成為人們所說的“好單位”。
時光流轉，二十多年轉瞬即逝。在《忻州日報》創刊40周年之際，作為報社曾經的一名主要領導，我心潮澎湃、思緒萬千。一個單位、一項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堅守初心使命，長征接力，薪火相傳。人生短暫，能在五年多時間內譜寫一段精彩華章，今生足矣。（王自量）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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