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創辦、幾易其名的忻州市委機關報，和著改革開放的節拍，邁著雄健有力的步伐，匆匆忙忙，不知不覺間，已經走過了四十年的歷程。
有幸見證了這張報紙的誕生
那是1984年春天，向來名不見經傳的忻州突然搞出了一個很大的動靜。那一年，原平的“搭臺唱戲”轟動全國。之后便引出了兩件大事：一是著名作家柯云路創作了以此為原型的長篇小說《新星》；二是地委書記閻廣洪親自組織創辦了以改革為先導的《快報》。
《快報》四開四版，每周一張，主要介紹忻州改革開放的成就和經驗。由于沒有正式刊號，只能內部交流，印數自然不多，但卻實實在在承擔起了地委機關報的作用。因是倉促上陣，既沒機構，也沒人員，更沒場地，所以采編校任務就一股腦兒交給了地委辦公室資料組。當時，資料組共有六位同志，我是其中一員，還擔任著個小組長。本來，我們有領導交辦的公文材料就夠忙了，現在又冒出一張報紙來，工作量旋即增加了許多。我們六人輪流著，有的在外面采訪，有的在家中編校，有的整天騎個自行車跑印刷廠。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那才叫“五加二白加黑”呢！
時間進入中旬，一天晚上楊友軍秘書長走進我們資料室，笑容滿面地對大家說：“弟兄們，地委決定正式辦報，報名就叫“改革報”。大家再熬個把來月，我們就可把辦報的任務徹底移交出去。”聽了秘書長的話，我們齊聲說好。
果不其然，到了8月份，經過緊鑼密鼓籌備，名曰《改革報》的忻州地委機關報正式誕生了。我們似乎還寫了一篇“日出燭滅”之類的告讀者書，發于《快報》最后一期，算是把二者作了一次有機的銜接。至此，作為《改革報》前身的《快報》便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有機會參與了忻州日報社的建設
1990年來，2002年走，我在報社整整干了十三年副總編輯。
這十三年，報社換了三次頭兒。先是班羽斐前輩掌舵，后是白煒明兄長領航，再后來是王自量老朋友發號施令。三任領導盡管“執政理念”各異，行事風格不同，但都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都想把報社的事情辦好。于是便有了報社的快速發展和進步。
這十三年，我親身感受到了報社日新月異的變化：一是辦公場所得到了徹底解決，從借房辦公到入駐新聞大樓。二是爭取資金，引進了先進的激光照排系統。用老總編的話說就是“告別了鉛與火，迎來了光與電。”三是小報變大報，周三改日報，既不失小報風格，又有了大報氣派。四是各科室配備電腦，實現了辦公自動化。五是新蓋印刷廠，實現了輪轉機彩色印刷。六是嚴格把關，逢進必考，保證了采編隊伍的高素質。七是拓寬視野，先后開辦“文化旅游周刊”、“教育周刊”、“社會大觀”等特色顯明的專刊。八是建立采編中心，實現網格化辦公。九是學習外地經驗，完善管理制度，不斷提高報紙質量。十是不斷擴大社會影響，發行量從幾千上升到了幾萬。總而言之，無論硬件和軟件、數量和質量，都躋身到了全省地市報的先進行列。
作為副職，我深知報社即使有很大的發展變化，也與自己關系不大。但我更加懂得“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只要有我”的深刻內涵。因此，我為在報社參與過如火如荼的發展實踐，做了自己該做的事，而感到滿足和幸福。
另外，參與報務值班，是每位副總編的重要職責。在值班期間，我們會協助總編認真組織把關采、編、校、印各個生產流程。說實話，我們值班不怕受苦受累，不怕早出晚歸，就怕出了安全問題，吃不了兜著走。所以那些年，每逢值班，我們都有一種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感覺。幸運的是，年復一年，我利利索索，沒有碰到任何麻煩。
調離報社后我仍然心心念念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更何況我在報社工作了那么多年。
回到市委宣傳部，當調研員那幾年，有了一點空閑，我總在思謀，是不是給《忻州日報》寫點啥？以彌補過去在報社沒有留下多少筆墨痕跡的缺憾。
后來當了常務副部長，似乎有了一點條件，便經常想我能為報社做點啥？有鑒于此，每到黨報黨刊發行季，我都會協調有關方面，把該說的話說到位，把該發的文件早點發出來，把該下達的任務早點下達到。覺得每年的報刊發行會議是個極好的機會，便想方設法，去請一些重量級的領導來出席，以借助他們的權威，推進發行工作，減輕報社壓力。
后來到了市文化新聞出版局，在新聞出版科的同志和文化執法大隊的同志進行常規性的檢查或年檢時，我都會鄭重其事地對小弟兄們講，無論走到哪里，都要文明執法，文明檢查，尤其是去了報社和報社印刷廠，只能幫忙，不能添亂，絕不能為難任何一個人。
退休后，如遇報社有約稿之類的事，我都會很上心地去完成。如遇報社同志們有了發展進步的好事，我也會暗自為他們高興。
我知道，這些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但我更知道，再雞毛蒜皮也是我的一點心意。
在報社四十周年大慶之際，衷心祝福曾為報社出過力流過汗的老同志們身體健康，心情愉快！衷心祝福《忻州日報》在崗的全體同仁再鑄輝煌，再創佳績！（徐茂斌）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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