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0日晚9時，上級緊急通知杜府文參加志愿軍入朝。次日凌晨3時，他們便乘火車赴丹東新組成的志愿軍司令部（簡稱“志司”）報到，杜府文被安排到電臺工作。那年他18歲。
10月19日晚7時，指揮所乘汽車開過鴨綠江大橋直奔朝鮮前線，前面的幾輛吉普車上坐著彭德懷司令員和參謀、警衛，后面大卡車里坐著電臺人員和勤雜人員，坐在卡車里能聽到車外志愿軍急行軍步兵鏗鏘有力的腳步聲。道路被炸出了許多大坑，汽車不停地上下顛簸。敵機在空中盤旋，不時地扔下照明彈、炸彈，炮彈擦著耳邊炸響，每一聲都像要掀掉人的腦殼。
初入朝鮮，白天必須隱蔽，部隊行軍和后勤供給全部在夜間。每個山頭上都有防空哨，發現敵機馬上鳴槍，汽車聽到槍聲立即閉燈向前慢行一段路程方可停下來。有一次行軍轉移，敵機來掃射，大家趕緊下車隱蔽，一位司令部的文書因為沒有來得及下車隱蔽，而被敵機機關炮擊中犧牲了。這時，杜府文坐在蒙著篷布的大卡車里，用身體緊緊護著收報機。因為彭總要靠這個電臺和軍委、駐朝使館以及各個兵團聯絡。誰都不知道那時他有多激動，因為在那一刻他著實做好了為電臺犧牲的準備。犧牲，是每一個志愿軍戰士最崇高的信仰，死，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收發報機是什么？在那個沒有其他先進通信設備的年代，它就是部隊的“千里眼”“順風耳”。杜府文的電臺在“志司”擔負著彭總與軍委、駐朝使館以及其他部門聯絡的工作，他是發報員。電文由作戰科擬定，再轉入譯電科，最后轉到發報員手上。發報員要做的就是把一串一串的數字轉換成“滴滴答答”的電碼，這是拼記憶、拼速度、拼細心，同時也是拼體力的工作。責任重于泰山。
電臺安裝好后，杜府文迅速以戰斗的姿態投入到了工作中，此后的3年，他的生活中除了“滴答”，便再無其他。
電臺也不是絕對安全。1950年11月中旬的一天，志愿軍得到情報，敵軍要派大批飛機轟炸“志司”，那天正好輪到杜府文值班。臺長一聲令下，“全部撤退！”其他人都迅速轉移，跑去了遠處的山洞里防空。最后就留下了杜府文、臺長、主任和共產黨員武廣成。他們都搶著說：“小杜，你也去防空洞，今天我替你值班。”杜府文不肯，倔強地說：“誰值班就是誰值班，我不用你們替！”三個人攆不動他，只好匆匆撤離。臨走，臺長說了一句：“瞧這小子這股倔勁，像咱共產黨員！”
就在那時，一個誓言在杜府文的心里生根發芽，“我也要成為共產黨員！”
那天外面出奇的安靜，杜府文心里卻是翻江倒海。他一個人守著電臺，回想自己的父親和當兵以來的一幕幕，他多么慶幸自己跟了一支好隊伍。他說：“一個人能在那樣年輕的時候有方向、不迷惘，心里充滿了歸屬感，你很難想象，當時我有多么幸福。”
1932年，杜府文出生于山西省清徐縣王答鄉王答村的一個耕讀家庭。他父親曾在黑龍江綏化經商，日軍入侵后，社會動蕩，商鋪倒閉，他們只能回到清徐老家靠不多的田產維持生計。盡管如此，父親仍支持他上學，告訴他：“做人一定要做一個有用的人，學好文化練好本領是關鍵。或許有一天，你的文化和本領還會成為救國的武器。如果將來真的有機會為國家效力，那是咱們家族的榮耀。”杜府文從小愛學習，16歲時考上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電訊工程專科學校。畢業前，軍委三局的崔倫處長到校從200多名學員中選了50名技術政治兼優的學員到軍委總臺工作，他幸運地被選上了。那時他選擇軍校也是因為聽父親說，親眼看到共產黨的隊伍對老百姓最好，跟著共產黨肯定沒錯。現在他自己明白了，不僅如此，多少共產黨員還都像臺長一樣不怕犧牲，救國救民，他崇敬他們，他也想要成為那樣的人。
結果這天敵機沒來，有驚無險。而不幸最終發生在1950年11月25日。那天天剛閃亮，敵機突然來襲，非值班人員還都在營房休息。大家聽到防空哨響，就都躲到了廚房里防空（當時他們住的是民房，朝鮮的廚房地板比地面低一米）。敵機來勢洶洶，轟炸掃射勢如急雨。防空解除后大家得知，司令部有兩位參謀犧牲了，其中一位就是毛岸英同志。偉大領袖毛主席讓他的兒子跟全國青年一樣，參加志愿軍赴朝抗敵，杜府文又一次看到了共產黨員的無私和擔當。共產黨員始終把責任放在第一位，無論何時都與百姓共進退，這種無產階級的革命奉獻精神深深打動了杜府文，悲痛氣憤之余，他更加堅定了要入黨的決心。
后來，營房里流行開了“斑疹傷寒”，“志后”八臺所有報務人員全部感染，其中一名病情最重，不過幾天的工夫就病亡了。其他人也都癥狀明顯，不能再上機工作。這時正值1951年秋，我軍由進攻轉入防御，前方部隊要后撤休整，國內的部隊要到前線鍛煉，軍事部署調整十分頻繁。電報又多又急，電臺聯絡任務十分艱巨。必須有人調到八臺工作，誰去呢？臺長看中了杜府文。杜府文當時在一臺工作，“這個小鬼精通業務，而且以前在八臺干過，肯定沒問題。”
臺長一聲令下，杜府文絲毫沒有猶豫，一個軍禮，一聲回答：“是！”就奔去了那危險之地。臺長不知道，此時的杜府文正背著一個重重的“思想包袱”。
那時軍郵剛剛開通，杜府文收到了家信，信上說在他走后的一年中，父親和祖父都相繼去世，家中只剩下了70多歲的老祖母和不到10歲的弟弟妹妹，母親早在他當兵前就已經過世，現在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生活困難可想而知。杜府文心里又著急又難過，偷偷抹了兩把眼淚后，他趕緊寫信安慰老人，又寫信給親戚們請求幫忙。這些事他沒跟任何人說，他知道在戰場上只有國沒有家。所有的傷心事都是“思想包袱”，要想好好工作，必須甩掉“思想包袱”，輕裝上陣。親人過世都顧不得痛快哭一場，哪里還能顧得上斑疹傷寒的危險？杜府文1個人撐起了8臺，1人頂3人的班，一連工作10多天，每天上機18個小時以上。杜府文一個人保證了“志司”和軍委的正常聯絡。
1952年評功時杜府文立了三等功。部隊以朝鮮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康良煜的名義，發給他軍功章一枚。杜府文家里收到了立功喜報。他說，那就是他對逝去的親人最好的安慰。
工作，那不是問題，因為死都不怕。前線的志愿軍官兵經常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志司”機關人員也是糙米飯（帶皮的黏高粱飯）和地瓜干充饑。因為缺乏營養，杜府文和部分同志都得了夜盲癥，太陽落山就什么都看不見了。
入朝前杜府文的左胸處就有個大膿瘡，為了能順利入朝，他偷偷隱瞞了病情。去了朝鮮后，因為住宿條件差、衛生條件差、那個膿瘡嚴重感染，糜爛越來越深，輕輕一碰，就跟刀割一樣疼。有時夜間翻一翻身，都能疼出一頭大汗。可不管怎樣，這個瘡整天在軍裝里藏著，大家看不見。只要大家看不見，他就是個健康人。杜府文這樣想，這點疼都忍不了，還當什么解放軍？
緊接著，伴隨杜府文一生的“病”來了。1952年秋，朝鮮大雨連綿，電臺在山腳下的隱蔽部進了1米深的水，戰友們只好把電臺搬到民房的廚房里。朝鮮都是地炕，室內溫度極高。為了防空，凡是透光的地方都給蒙上了雨布，屋子里悶熱難耐。杜府文他們連續幾小時在機上工作，渾身上下總是大汗淋漓。一天深夜他出去解手，回來不多一會兒，就覺得右臉僵了，右眼不會眨了，口水也收不住了，第二天讓醫生一看，才知道他得了面部神經麻痹，嘴歪眼斜。
這病不光破人的相，要命的是吃飯嘴漏，說話大舌頭，睡覺時右眼閉不上，難受得很。衛生所沒有其他治療辦法，只能給杜府文開了些維生素B1幫助緩解病情，吃了一段時間，果然有所好轉，但右眼難閉、笑時嘴歪這兩樣毛病從此就跟著他不離不棄，如影隨形了。
1953年，戰爭已接近尾聲，但戰斗仍十分激烈，作為“志后”，必須及時掌握前線的物資需求，還要指揮后勤各分部把物資運到前方。這樣電臺的工作更加重要了，為了激勵大家好好工作，“志后”通訊處開展了紅旗班組競賽活動，杜府文所帶班完成任務最好，被評為了“紅旗班”，他本人還因為帶病工作立了二等功，并得到了朝鮮的三級國旗勛章。
對于杜府文來說，雖說這一年多災多難，但好事也接二連三。5月，剛滿20歲的杜府文被評為了模范團員；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字生效，戰爭宣告結束；到了8月3日，杜府文迎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他終于通過了黨的考驗，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李小娟
（此欄目內容節選自三晉出版社新書《戰火中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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