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電影《大決戰》原先是為建國40周年籌拍的獻禮片，因攝制工期延遲，改在建黨70周年的時間公映。從《風雨下鐘山》（1982）開始，以航拍大遠景和凝視性長鏡頭為特征的革命史詩片已經走過近十年的風雨，影片制作團隊對于相關拍攝技術和電影語言的掌握日臻成熟；然而，以電影的方式再現近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略決戰在中國尚屬首次，頭緒繁雜的敘事安排和基于現實語境的意義訴求是影片創作方所面臨的核心課題。其中，影片《遼沈戰役》（上、下集）以自己的方式，在這方面做出了歷史性的探索。
戰爭是很多人參與的復雜事件，全景式地再現整個戰役，對影片的敘事安排提出很高的要求。電影《遼沈戰役》的敘事是在國共雙方統帥部和國共雙方戰役指揮部這四條線索的平行或交叉中實現的。其中，國共之間的斗爭是主要矛盾，雙方統帥部與各自戰役指揮部之間的分歧糾葛是次要矛盾。共產黨內部著重講述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以林彪為代表的野戰軍指揮部之間關于先打長春還是先打錦州的分歧；而國民黨內部的矛盾則復雜得多，不僅有蔣介石與衛立煌之間關于撤離還是堅守沈陽的爭執，還有嫡系與非嫡系之間的矛盾、嫡系內部的派系爭斗。共產黨陣營的分歧屬于見解之爭，上下級之間關系融洽，目標是一致的；而國民黨內部的爭執和算計卻摻雜著派系利益和個人前途的考量，具有不可調和性。影片在這種參差錯落的對比中，暗示了“人和”這一要素對于戰爭結果的影響。
為了更好地表達國共決戰代表著兩種民族命運（統一還是分裂、進步還是倒退、光明還是黑暗）的大抉擇這一主題，影片沒有將鏡頭局限于戰爭領域，而是廣泛地深入到政治、經濟、社會、人心等各個層面去追尋影響戰爭勝負的因素。西柏坡籃球場上老帥們與警衛團戰士的比賽、塔山陣地上解放軍戰士們之間的調笑、待嫁姑娘對于小戰士的呵護、蔣經國上海“打虎”宋美齡出面阻攔等，乍看起來是閑筆，卻都指向了“民心向背”這一決定性因素。影片的制作者們在安排國共雙方陣營的活動場面時，抓住了歷史轉折期人物的不同處境和心態。共產黨和解放軍陣營的片段突出了“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風格，顯示出一種昂揚樂觀的精神面貌；而國民黨陣營的場面則處處流露出一種如臨大敵的氣氛。
任何形態的歷史敘事都是在一定的“闡釋原則框架”中實現的，以說明歷史發展的進程規律。中國共產黨必然戰勝國民黨集團，解放軍必然取得大決戰的勝利，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歷史的必然選擇，這種關于“歷史必然性”的表達是電影《遼沈戰役》的核心意涵。這一意義訴求不僅表現在影片的對比蒙太奇和細節特寫鏡頭中，還表現在一些寓意豐富的象征性鏡頭中。比如影片序幕中冰河開凍、冰排呼嘯而下的場面暗示了巨大的歷史推力下一個新的時代即將到來，第一場戲中眾多船工推船劃槳的宏大場面代表了人民的力量，等等。影片中的這些寫意鏡頭不僅調節了戰爭敘事的節奏，而且契合了影片的史詩風格，強化了主題的表達。
《遼沈戰役》是上世紀90年代系列電影《大決戰》的奠基之作，它以鏗鏘有力的畫外解說詞宣示了那個時代中國人的歷史自信。此后的三十年里，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自己艱苦卓絕的努力實現了國家實力的一次次跨越式發展，中華民族重新站在了民族復興的潮頭，從而將影片表達的歷史自信上升為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三十年后的今天，隨著中國力量的崛起，承載主流價值觀的節日獻禮片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建國大業》《革命者》《1921》等影片憑借自身的敘事感召力登上了年度票房排行榜，主流革命歷史的敘事空間得到充分的拓展。
重溫電影《遼沈戰役》所展示的激情燃燒的歲月，我們慷慨萬千，卻又信心滿懷。
楊鼎
（責任編輯：梁艷）
晉公網安備 1409020200000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