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4月1日電 （許仕豪、李麗、吳麗楠）上個月，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以下簡稱“仲裁委”）發布工作報告，詳細介紹了自2023年2月成立至去年底的業務開展情況。作為全國唯一的、專門處理體育領域糾紛的仲裁機構，仲裁委積極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設立的體育仲裁制度落地實施——中國的“體育法官”，正在為體育法治建設貢獻一份力量。
賽場外的“裁判員”
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首次寫入設立體育仲裁機構的條款。2022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增設“體育仲裁”專章，明確由國家體育總局負責組建體育仲裁機構。法律的完善，是仲裁委成立的重要前提。
“過去的體育糾紛，往往依賴協會內部解決，缺乏完善的救濟渠道。”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副秘書長韓向飛坦言，在制度空窗期，四類糾紛尤為棘手：協會處罰爭議、運動員欠薪糾紛、注冊資格糾紛、興奮劑違規問題等。專業性強、規則特殊的體育糾紛，常因法律程序缺位陷入“三不管”境地。
“假如協會給運動員開罰單，是很難進入司法程序的，這意味著協會處理已經是終局了。”韓向飛說，“又比如欠薪糾紛，運動員的工作合同與普通勞動合同不同，勞動仲裁機構不愿受理，法院又不一定接，往往求訴無門。”
因此，兼顧專業、公平和效率的仲裁制度，完善了體育糾紛的救濟渠道，彌補了爭議解決的機制空白。考慮到運動員職業生涯較短、賽事不等人等特殊性，體育仲裁時限為常規3個月、（大賽時）特別程序24小時，相較司法程序更加高效便捷，最大程度保護各方利益。
截至去年底，仲裁委累計接收仲裁申請173起，立案審理82件，案件覆蓋足球、冰球等六類運動項目。此外，仲裁委還在推動體育社會組織與仲裁制度的銜接，目前已有中國足球協會等4家全國性協會將體育仲裁機制納入章程，49家項目中心、單項體育協會完成管理規則修訂或賽事條款增補。
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副主任盧松說：“過去解決體育糾紛主要靠三個渠道，即體育協會內部的爭議解決機制、法院和勞動仲裁。體育仲裁委成立后，相當程度上接替了法院的工作。”作為獨立第三方、“賽場外的裁判員”，仲裁委既為運動員提供權益救濟渠道，亦促使體育組織完善內部規則，助力行業治理水平顯著提升。
案件多為“民告官”
仲裁委公開的數據顯示，不少體育仲裁案件呈現出類似“民告官”式的特征。
《2024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年報》（以下簡稱《年報》）顯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民個人作為申請人的仲裁案有55例，而作為被申請人僅3例；對比之下，法人（如俱樂部）作為被申請人的有47例，體育社會組織則有24例。綜合來看，涉及體育糾紛時，個體作為仲裁申請人的數量較多，各類組織機構則往往處于被申請人地位。不對等的地位和話語權，引發了個體通過仲裁維權的需求。
類似“民告官”案例存在兩個明顯特點。一是合同、轉會糾紛多；二是運動員很多都是未成年或學生，法律意識薄弱，往往導致維權困難。
此前，某未成年運動員因青訓合同糾紛陷入職業困境。俱樂部與其父母簽訂協議時，設置了一系列包括高額解約金在內的、只有俱樂部可以單方解除的條款；后因家庭與俱樂部矛盾，運動員面臨無法轉會且被禁止注冊參賽的難題。
此案若嚴格按合同條款裁決，可能導致未成年人權益受損，但直接解除合同又缺乏法律依據。最終，仲裁委促成雙方“各退一步”達成協議，運動員得以重返賽場。對這樣的裁決結果，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袁鋼表示：“未來體育仲裁規則修訂應更多考慮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保護。”
“民告官”多，不意味著仲裁委“拉偏架”。實踐當中，需要兼顧各方合法權益。某大學生運動員轉會后被原屬俱樂部和新俱樂部雙重注冊，引發“一女二嫁”爭議，被禁止參加某項全國性賽事。仲裁委在尊重運動員意見的同時，充分考量了俱樂部的利益，最終實現了相對平衡的裁決結果。
“一方面，運動員享有注冊與交流的權利；另一方面，俱樂部長期培養運動員成本高，如果運動員成才后就被挖走，對培養運動員的俱樂部的利益損害也很大。”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仲裁員趙健說，體育仲裁的作用，就是依照法律法規保護各方權利、合理解決沖突。
值得注意的是，足球領域糾紛最為多發。《年報》顯示，足球領域糾紛占2023-2024年仲裁委受理案件總數的86.5%。“足球領域案件范圍廣、爆點多、串案多。”趙健總結道。
仲裁“主權”需維護
體育仲裁首次引發大規模“破圈”關注，當屬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審理孫楊案件一事。孫楊最終被判未能遵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規定，被禁賽4年3個月，引發轟動。專家普遍認為，事件折射出中國體育界對國際規則和仲裁事務了解不足的現實，也反映了中國體育仲裁加強國際交流的必要性。
“一些案件暴露出了國內缺乏專門體育仲裁機制的被動性。”袁鋼說，我國運動員及其團隊在處理國際體育糾紛時因對體育仲裁認知不足、缺乏經驗造成了諸多問題，建立并完善國內仲裁體系，某種程度上有利于樹立正確的國際體育法律思維與規則意識。
不少專家還提出，一些外籍運動員或教練與國內俱樂部或協會的糾紛，若國內未設體育仲裁機構，外方多數會移交國際體育仲裁法庭，這意味著我們在相關爭議中喪失仲裁的管轄權。建立并完善國內仲裁體系，某種程度上是仲裁“主權”問題。
巴黎奧運會特別仲裁庭12位仲裁員中，亞洲代表僅有盧松一位；另設的反興奮劑仲裁庭中，清一色都是歐美面孔。盧松表示，當下國內體育仲裁人才力量依舊不足，需要繼續學習和對接國際規則，不斷培養壯大仲裁員隊伍。
“要和國際接軌，包括仲裁機構管理、仲裁員選聘、仲裁規則細化等。”韓向飛說，等發展更為成熟、積累更多經驗之后，仲裁委“或許能為中國舉辦的國際賽事提供仲裁服務”。
在他看來，這是中國體育仲裁大有可為的領域。“未來，我們希望為國際體育糾紛的解決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趙健還建議擴大體育仲裁范圍，他表示，體育爭議具有復合性，往往同時涉及商事、勞動、體育等多個領域，不可能同一個爭議分為幾部分由不同機構受理。“建議凡是與體育有關的糾紛，當事人之間簽訂有仲裁協議的，仲裁委均可受理。”
（責任編輯：蔡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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