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光機》 西門媚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月
西門媚寄贈《食光機》，扉頁題“楊早兄：京城無味，不如還鄉”。
書里有一篇《我和北京的重要分歧》，似乎呼應了這則題詞，里面講：“這雞翅，沒有辣椒，也不是川味，我為什么還吃得津津有味，肯定是因為，這是一種自由狀態。”
這段話也讓人想起傅山傅青主，他在清初被強行征辟進京，始終拒絕參加博學宏詞試，免試賜封內閣中書后亦不叩頭謝恩，康熙帝只好賜其還鄉。傅山回到山西，作《帽花廚子傳》，借廚子之口說：“嘗游燕，謂長安絕無滋味，令人食不下咽。”
這段引文足以證明《食光機》的副題“食物中的當代小史”絕非虛言。“食物與記憶”是西門媚著意選擇的角度。吃食是個人的，記憶也是個人的，但西門媚把它們寫出來，我們讀了，就成了某種公共知識，集體記憶。無數人的味蕾記憶與時光滋味，匯在一起就成了當代小史。
西門媚的文字與汪曾祺異曲同工
最近一直在讀汪曾祺。汪曾祺特別在意筆下的人物“吃什么和想什么”，吃什么是物質生活，想什么是精神生活，而按照慣例，這句話的重點是“和”，“吃什么”與“想什么”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能想明白這一層，才能理解汪曾祺為什么不厭其煩地寫各種吃食，即使平凡低廉如家常咸菜或街頭小吃，他也能寫出風情萬種。這些吃食背后，固然有汪曾祺無法抹去的人生記憶和情感，但也有著整個時代的世變緣常。寫食，也就成了西門媚所謂的記錄時代“最細節的方式”。
不夸張地說，西門媚的文字，與汪曾祺的，異曲同工。它們共同的用場，就是讀完會讓人心柔軟不少。剛剛痛斥過孩子，放下書也會給他一個擁抱。
要做到這一點，不在于寫什么，而在于怎么寫。作者的悲憫之心，當然會通過筆端讓讀者感知。對食物的尊重，對記憶的尊重，對人的尊重，分別需要珍惜、真誠與博愛。而要從食物與食事中寫出人間的況味，則需要一顆向往自由的心。我正在編一本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的寫食散文集，很多作家寫不好食物食事，倒不一定是缺上述品質，而是他們不明白吃食里有這許多乾坤。
從吃食里寫出個人史與社會史
要從吃食里寫出個人史與社會史，重點是要寫好食物與人物的關系。西門媚筆下的“笨笨”，就是那個叫西閃的男人，似乎就是靠著對她吃相的觀察與書寫，把自己寫成了西門家的人。
而《食光機》中食物與人物讓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于“小敏”這個隱現于作者青春歲月的男孩。他為了她去超級市場偷拿甜軟酸香的杏脯，被猜疑是拿走了她筆友信件的嫉妒者，阻止她喝下第一瓶通化野葡萄酒，最后的告別卻是在幾碗冷掉的燒菜邊上。年輕時的思慕，總是青澀又無私的極端，悲劇是你到頭來也不知道，你自以為熟到發爛的那個人，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西門媚也在書中寫出了自己的漫游與漂泊。從鄉下到城市，從成都到北京再到廣州。她有記者的敏銳，也有作家必備的抽離度與分寸感。沈從文批評過冰心永遠只知道愛與家庭，汪曾祺也微詞過女作家只寫自己的事。其實小說都全是作者的假面舞會，散文又怎能不寫自己的事？問題是你怎么去寫自己，有沒有將自己放在人群中，放在大的社會背景下去觀照。我印象最深的如《西餐廳五美圖》，根據片斷的對話想象各人的身份與心態，回想自己生命中相似的過客，又沒有任何的JUDGE（抱歉，我覺得這個詞譯為“審判”會走形，只好用英文）；又如《拿什么招待你 遠方的游子》，西門媚甚至觸碰了“洞洞舞廳”這種女作家絕少涉及的題材。她的觀察只能是淺嘗輒止的，但她不會強不知以為知，甚至不采納聽來的二手信息，只在末尾以一首詩收結：“世界沉默不語，世界有巨大的秘密/我不是她們，我永遠不知道她們的心情。”確實不能說更多。
每說出多一分，便能留住多一分
我讀《食光機》很慢，因為常常會思緒飄散。西門媚與我同齡，都是四川人。我在成都讀初中那一年，沒準在望江公園旁邊哪家面館，看到過她和同學一起嘰嘰喳喳去吃海味面。我們都有在班上面對“街娃兒”時混雜著警惕、不安與羨慕的復雜情緒。我們也都第一次在同學那里撞見了死亡。
我們也同樣在1990年代來到北京。她住過西三環外有土暖氣的農村房子，我住過的在五道口，現在的宇宙中心。廣州的洗村與楊基村，廣州大道中，都是我們年輕時熟悉的地方。食物也好，地名也好，總能讓我突然跳進自己的回憶，想起江心的野炊，各家各戶的紅茶菌，春熙路的娃娃頭，京城冬天的煎餅馃子與木須肉，哦，還有因為兔頭與外省朋友的小撕裂，汶川地震那天在空闊地帶的一頓熙熙攘攘的晚餐。
沒有說出的，遠大于說出的。但每說出多一分，便能留住多一分。或許這是詩人翟永明說的“既是告別，也是挽留”。告別的是昨日之日不可留，想挽留的，是我們曾經都有，如今少數人還在苦苦堅持的，對“自由狀態”的向往。（文/楊早）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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