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慶偉(西北大學校長、文化遺產學院教授)
器以藏禮，文以載道。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中的“宅茲中國”，是迄今為止“中國”一詞的最早文字記錄。何以“中國”，關鍵在“中”。“中”本意為旗幟號令，后指時空方位，最終引申為理念準則。“宅茲中國”，不僅是空間意義上“四方之中國”，更是文明意義上“共同體之中國”，蘊含著疆域一統、治理一統、德禮體系等豐富內涵。
以“擇中建極”定疆域一統
周人本是生活在“西土”的“蕞爾小邦”，經過古公亶父、季歷、文王和武王數代人的接續奮斗，自西徂東，克大邑商而建新王朝。武王翦商后仍徹夜難眠，時時放心不下、憂慮新都未定，難以有效統御東方廣袤區域。于是率眾登高考察，遍覽山川形勝，擘畫提出了“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即在“中國”營建新邑、治理生民，體現了融合政治空間、經濟空間、精神空間三重空間的卓越智慧。
“擇中立國”以承正統。“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洛陽盆地曾是夏王朝的疆土，故洛邑一帶也被尊為“中國”“土中”。周人進入“有夏之居”，周公落實武王戰略，通過圭表測影確立洛邑為天下之中，建成新的政治中心，意即昭示“周承夏統”，并使之“居九鼎”以威服四方。足見“擇中建極”理念，既是王朝更替“慎始初、改正朔”的重要時空表征，也是獲取執宰天下政治合法性的關鍵要件。
“入貢道均”以控樞紐。營建洛邑的另一關鍵因素是“四方入貢道里均”(《史記·周本紀》)，即位于諸侯納貢距離大致相等的“四方輻輳”之地，可通過建設具有輻射集聚力的經濟中心，強化國家控制和調配資源要素的能力。而以東都洛邑(成周)和西土豐鎬(宗周)并立，構成東西地理空間軸線的兩大樞紐，短長相覆，邦畿千里，整合了渭河平原和伊洛谷地等重要政治軍事地理單元，并由沿黃河干支流的交通線即“貢道”，串聯起承擔不同政治社會功能的早期城市網絡，形成“王畿—采邑—封國—四方”的多圈層國土空間格局，成為鞏固疆域一統的重要布局。
“天保天室”以受成命。何尊銘文稱頌文王“受茲天命”，又載武王告祭于天，祈愿“宅茲中國”。而“定天保、依天室”是營建洛邑的兩大方針，關乎天命轉移和族群凝聚：“天保”即順應天命的新都，使“居中國”與“受天命”互為表里；“天室”則為明堂和宗廟大室，是舉行大型祭祀儀式、凝聚四方之民的神圣空間。新邑號曰“成周”，取“周道始成”之意，不僅是西周開國大業的完成，更是開啟中華一統的重要奠基時刻。
以“自時中乂”成治理一統
周公作《洛誥》稱“自時中乂，萬邦咸休”，告誡成王唯有以中正之道治理天下，才能長治久安。面對如何有效治理東方“廣土巨族”的政治挑戰，周初執政者從早期國家治理能力和體系兩方面發力：在經濟上“重農耕以固國本”，推動土地制度和生產方式改革增強國家實力，夯實一統的經濟基礎；在政治上“重宗法以定國體”，創造性地融地緣與血緣、合分封與宗法，構建“家國一體”治理體系，促使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疆域一統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治理一統轉進。
“唯農是務”固國本，提升早期國家治理能力。一是行“郊祀”不忘族興于農。周人以農耕為本，甲骨文和金文的“周”字，形即方田。洛邑竣工后，周公主持了隆重的“郊祀”，將周人始祖后稷配天祭祀。稷播百谷、教民稼穡，率部眾成長為擅長農耕、農戰合一的族群。故周公還政成王，特作《無逸》勸勉“先知稼穡之艱難”，不忘本族來路。二是創“籍禮”塑造重農基因。古代帝王親耕儀式，源于周公所制的“籍田之法”，教民“尊地產”、促農耕，“恪恭于農，不懈于時”；而“籍田”的收獲用于祭祀天地社稷祖先，余下則為儲備糧以救荒濟民，終將“民之大事在農”深深嵌入中華文明的基因。三是均“井田”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周代王畿和封國大都設在河流灌溉的肥沃之地，井田制的形成與農業水利設施建設需求密切相關。“疆理天下”則需“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進而推行“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的土地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加上周人已采取“三田”輪作制，使用耒耜等新生產工具，激發出農耕時代高效的生產力，形成了穩定的農業政體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從此，周人的農耕文明之光也沿著黃河流域播撒于華夏大地。
“家國同構”定國體，創新早期國家治理體系。周初以調整幾大關系為切入口，實現治理目標、路徑、價值全面變革。一是以分封調整“央地關系”。周公汲取“三監之叛”教訓，通過對姬姓子弟、功臣、姻族、古圣王之后、殷遺民及重要方國等不同類型“授土封疆”，迅速將分封制度化規模化，促使夏商時代相對松散的部落“邦聯”，轉向權力義務更加緊密的集權結構。二是以宗法鞏固“差序關系”。周室宗親子弟分封是拱衛王室最重要的力量，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姬姓諸侯均分封于條件優越、控制資源的戰略要地，即通過“選建明德、以蕃屏周”，以實現“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的目標。正如何尊銘文所稱“王誥宗小子于京室”，揭示了周王兼具國家“君統”之尊與族群“宗統”之長的雙重身份，構建起“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的家國同構治理體系。三是以徙封融合“族群關系”。作為動態政治過程，西周封國在始封之后受命遷徙，既是“授土”的空間重構，也是“授民”的人口重組，客觀上促進了派遣到封國的職官、分散遷徙的殷遺民、封地原住民三類群體的交融。考古發掘表明，西周諸侯國多呈現出不同文化因素雜糅的面貌。同時又注重治理的靈活性，“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左傳·定公四年》)，既尊重當地政俗，又用周法治理，促進“多元一體”的族群融合。
以“立中制節”鑄德禮體系
史載周公“建侯衛、營成周”之后，開始著手實施“制禮作樂”的浩大文化工程。通過重塑意識形態、滌蕩文化思想內核、構建“德禮”文化體系，開啟了文明型國家的新道路，凝聚起賡續文脈最深沉的文化力量。
文化理念重塑，“敬天保民”通天人之中。周初執政者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對“殷鑒不遠”深刻反思，領悟到“天命靡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理念，認為只有“以德配天”才能獲得政統合法性。而“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道體恤萬民，天的意志也會因民心向背而變化，民意是最大的天命。因此，“保民”才是上天賦予執政者最重要的責任使命，“格知天命”必須知民疾苦、養民安康、利民生息。周代政治文化融天道、王道、人道于一體，從“率民事神”的神權統治向“敬天保民”的民本政治轉變，邁出了中華文明人文理性覺醒的關鍵一步。
文化體系再造，“以禮成德”合內外之中。周公制禮作樂通過“損益”殷禮，首先將“德”內化為“禮”的價值取向和精神內核，創設“德內禮外”的文化體系，施行尊禮尚施、明德慎罰的“德政”，以實現“則(禮)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的理想秩序(《左傳·文公十八年》)。其次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為根據(《禮記·禮運》)，不僅取法天地自然，更融入人性情感基礎，以“五禮”教民以中，立于時、合于度、節于文，系統形成“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文化共同體倫理行為新準則。最后以“親親、尊尊、賢賢”為原則，構建宗教祭祀、分封冊命、賓客贄見、軍事檢閱、田獵鄉射及婚喪鄉飲等政治社會活動全覆蓋的“德禮體系”，促進宗法結構制度化儀式化，以期實現“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傳·隱公十一年》)的功能。
文化主體奠基，“中和位育”融古今之中。周人在“監于二代”的批判和借鑒中，以“造新邦、作新民”揚棄了夏商兩代文化；在“夷夏東西”的融合與斗爭中，以“興滅國、繼絕世”協和四方，“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成為華夏民族的主體。特別是周公以高度的文化自覺，以“制禮作樂”為天下立法、為萬世立教，凝聚了“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文化基因，鑄就了“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共同體意識，更內化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根脈。其具有高度的文化主體性，源于“天下為公”的文明理想、“尊禮重德”的文明價值、“和而不同”的文明旨趣，足見禮樂文明“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的生命力不在于具體的禮儀制度，而在于對人類理想文明形態的不懈追求。
《光明日報》(2025年11月24日 14版)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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