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淳 瓶荷寫生圖
中國插花藝術歷史悠久，其中文人插花以其獨特的藝術面貌與審美趣味，成為傳統插花的典型代表。文人插花始于五代，興于宋元，于明代發展至高峰。萬歷年間，文人雅士熱衷于插花活動，出現了《瓶史》《瓶花譜》等理論典籍，與明代畫家陳淳、沈周、唐寅、仇英、陳洪綬等人的相關創作相互呼應，確立了文人插花的審美范式。
明代繪畫中的瓶花圖像被賦予了高雅的藝術格調，插花藝術亦成為文人寄托情懷、彰顯修養的重要載體。通過一幅幅經典繪畫作品，我們或可領略明代文人插花的多重美學觀念。
崇真法自然
明代文人插花，首先強調對植物自然本真之美的彰顯，反對過度人工修飾。正如畫家徐渭所言“夫真者，偽之反也”，主張求真去偽，返璞歸真。瓶中之花恣意舒展，追求似未經修剪、隨意擺放之感，甚至枯枝敗葉也可選來以展現植物本色，力求呈現“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自然真味。
陳淳的《瓶荷寫生圖》中，一青銅花觚內插數枝荷花，細葉菖蒲點綴其間。向上伸展的枝葉幾乎占滿畫面，盡顯夏日花草的勁挺之氣與蓬勃生機。此作給人最大的視覺感受是不拘一格的瀟灑筆觸與靈動造型，尤其靠下方的兩片荷葉，以及右側彎折垂下的一片細葉，甚至顯現出一絲不加修飾的潦草、頹敗之感，而恰是對此等細節的保留，生動體現出植物自然的生長姿態。
對自然本真之美的推崇，還體現在對不同植物生長規律及個性的尊重，插花時需仔細考量不同植物的特質，并據此為其尋找最為契合的位置及搭配方式。以陳洪綬的《歲朝圖》為例，畫中瓶內插有山茶花、水仙花、玉蘭花、梅花、蘭花等多種花卉。紅色的山茶花嬌艷欲滴，給人以熱烈之感，被置于距離觀者最近的前景空間，且因其顏色較重，被放于靠下方的位置，以平衡重心。玉蘭花潔白無瑕、輕盈飄逸，極富清新脫俗的氣質，因此在繁花叢中呈一枝獨秀之態，如裙擺飛揚、顧盼生姿的少女。梅花皴裂的枝干里藏著歲月蒼勁，與其他鮮花的嬌弱之感形成對比，因此被均衡安置在空間的不同部位，在瓶花中扮演著“主心骨”的角色，為作品整體帶來了力量感。自帶清逸之氣的水仙花和蘭花，則被隱于空間的中下部，若隱若現間營造出幽谷尋芳的高妙意境。
可見，插花宜以松弛適意的心態順應花枝本性。也正是基于對自然本真的尊重，才讓插花藝術有了動人的魅力。
尚古求簡淡
明代文人插花還追求古樸淡雅之美，這首先體現在花材的選配層面。明代張謙德所撰的插花藝術專著《瓶花譜》中載：“瓶中插花，止可一種、兩種，稍過多便冗雜可厭。”花材的數量要盡可能精簡，追求以少勝多。花目則以梅、蓮、蘭、菊等品格清高者為首選，正如明代袁宏道著《瓶史》所記：“取之雖近，終不敢濫及凡卉，就使乏花，寧貯竹柏數枝以充之。”這樣的美學觀念可見于明代畫家張宏所繪《歲朝圖》中的一組文人插花，畫面遠景的青銅花觚中置松枝、蠟梅、山茶各一，白色瓷瓶中僅插有南天竹與水仙，高腳缽中則擺放數朵佛手，與花卉相互呼應。畫中所選花材皆為上品，讓一室之內頓生林壑之幽。
花材重素凈簡淡，花器的選擇則遵循“貴磁銅，賤金銀，尚清雅”的審美理念。延續宋代尚古之風，明代文人雅士尤其對夏商周三代的青銅器鐘愛有加，認為“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用以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就瓶結實”，因此，如觚、觶、尊、罍等古青銅器亦被奉為“花之金屋”。在陳洪綬的《痛飲讀騷圖》中，長條石案上置一青銅花觚，內插白梅與竹枝。花觚通體呈烏褐色，上有幾處石綠點染，銹跡斑駁，古意十足。除了青銅器，瓷器也是明人插花的首選，如陳夢鶴《劉宗周肖像》中的青瓷瓶與瑞香，以及沈周《瓶中蠟梅圖》中的青瓷瓶與蠟梅。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說》中有言：“玩禮樂之器可以進德，玩墨跡舊刻可以精藝。居今之世，可與古人相見。”在其看來，古物是今人與古代先賢交往的媒介，而“尚古”則反映出人們對于超越時空的精神共鳴及永恒之美的追尋。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文人對于古樸清雅的審美追求，不僅反映在花材與花器的選擇上，還體現在賞花時的意境中。《瓶史》在論述插花品賞時云：“茗賞者上也，談賞者次也，酒賞者下也。”明代文人插花推崇品茗清賞，追求高雅清凈，借由插花來體悟生命真趣。陳洪綬的《校書圖》中，兩位文士分坐于石案兩側執卷閱讀，案上的寬口白瓷花缽內插白梅一枝，與書籍、茶具、古銅器相映成趣。畫面簡約高古，毫無市井野氣，只留雅致清韻。
張宏 歲朝圖
借花寄情志
明代文人插花在花材的擇取上追求自然本真之美，在花器的選配上推崇古樸清雅之韻，究其根本，蓋因花卉與器物皆為文人寄托情志之載體。
隱逸山水，是中國歷代文士的一種風雅理想。陳洪綬的《雅集圖》描繪了萬歷年間一群文士雅集的場景。林木蒼翠、湖石秀奇的山水園林中，長條石案上擺一尊塑像，前置香爐、瓶荷供奉，圖卷左側人物正是《瓶史》作者袁宏道，他手中執杖，神態莊重而淡泊。
在歷代繪畫中，“林泉之志”常表現為對隱居山林場景的描繪，但一些文人仕途多舛、身有所困，隱于山林成為一種奢求。而插花一事“無扦剔澆頓之苦，而有味賞之樂”，只需采擷當下最美的花枝“以膽瓶貯花，隨時插換”。可以說，插花給予了文士們更多自在，“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雖淺淡，幸可托貧家”。插一瓶花置于書桌案頭，以了其“瓶隱”之意，此時瓶花即“案上林泉”，與四時之花相望，便可心游坐觀。
前文提到的陳洪綬所作《痛飲讀騷圖》中，書案上的瓶花格外引人矚目，畫中人物雖身在屋內，卻與梅竹相伴，仿佛置身林泉之境，儼然一位脫俗隱者，盡顯文人雅士氣韻風骨。而在傳為唐寅所繪的《采菊圖》中，陶淵明持杖而行，一童仆手捧瓶菊隨侍，瓶中菊花用淡墨點染，自在隨性，反映了陶淵明的隱逸追求和高潔品格。
明代繪畫中的瓶花圖像，無論是特寫描繪的單獨瓶花，還是作為場景中的陪襯元素，均是彼時文人插花美學觀念的映射。明代文人通過插花藝術追尋理想中的精神世界，反映出其面對時世所秉持的從容自洽的生存智慧。今天，當我們回望這些藝術經典，仍能在一花一木的呼吸間，感受到那穿越數百年時空的風骨與閑情，也讓我們在品賞的過程中，尋得那條屬于心靈的寧靜歸途。
（劉 靜）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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