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文學史，帝王將相、士子權臣，乃至升斗小民，無一不在中國文化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但商人的形象卻總是面目模糊難以辨識。不可否認，商人在主流文學中的缺席是受到自封建時代以來對于“士農工商”社會階層等級劃分的影響，扎根于中國本土的儒家文化也宣揚“重義輕利”、提倡“安貧樂道”，在這種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評價標準的統攝下，中國文人難免會忽略商人階層，即便在《左傳》《史記》中有關于商人的故事，商人也通常被當作政治事件的參與者或推動者來描寫，并沒有從商人本身的從業特點進行刻畫；此外，與西方文學中對于商人的個性化塑造相比，中國文學中的商人形象特別容易出現“臉譜化”，大部分時候與“精于心計”和“貪婪”相連。其實，商人作為社會階層的重要組成，對于社會的貢獻不止于經濟方面，對于社會穩定發展，民風、民情的塑造，都作出了重大貢獻。上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環境的變化使得文學界出現了多種思潮，其中“文學即人學”成為大勢所趨，人情、人性、人道、人本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的基本精神。作家們在這種敘事背景下，塑造出一系列有血有肉的商人，其中關于晉商的文學作品數量占據榜首。
描寫商業的歷史小說有兩個側重點，既講商又談史，通常是以古代知名商人為主人公、以真實歷史作為依托展開故事，內容涵蓋商人個體和家族，如成一的《白銀谷》和《茶道青紅》，鄧九剛的《走西口》，朱秀海的《喬家大院》等。晉商位列中國十大商幫之首，在明清時期，對于山西乃至全國的經濟都作出了貢獻。明清時期，晉商抓住契機，充分利用自身堅韌的意志、高超的經商手段、正統的文化內涵，爭取到應得的社會地位，在歷史推動下，肩負起救亡圖存的擔當。作家們正是洞悉了晉商精神在這一歷史階段的全方位呈現，才在文學中將這種普遍的社會認同塑造出來。
晉商精神的基礎是“儒賈相容”，儒即儒家思想，特別是其中關于“仁義”的經商準則；賈即商賈，也就是經商的生意人。儒家思想2000多年來在中國思想界的統治地位是無可撼動的，晉商家族的子弟們，即便沒有讀書取仕、步入仕途，也會自幼時開蒙就學習儒家經典。儒家思想“仁義”成為經商準則的核心，晉商甚至一度想要打破儒與賈之間的階層壁壘，提出了“賈可習儒，儒亦可賈，賈也可士，士也可不失賈業”的看法。隨著這種看法出現的“儒商”，正是晉商團體的重要代表，他們有著正統的知識素養和文化氣質，將內化的儒家思想貫徹到商業經營活動中，并以此形成獨具特色的經營觀念和行為風范。
晉商崇尚信義，推崇義、利結合的經商原則，這一觀念的源頭仍是儒家文化，“義”被用來規范從事商業活動的人，“講求誠信”因此成為規范經濟行為的道德標準，誠信經商，方能以信獲得客戶的青睞、以義獲得同行的推崇。在文學作品中，那些在困境中仍堅守“誠信”原則的商人往往會獲得更大的利益。《走西口》中，徐太春為了維護三義泰不賣假貨的名聲，當著幾百號人的面，把一整船被張友和摻了糖稀的胡麻油全給倒了。在他看來，“針尖大的窟窿斗大的風，要是傳揚出去三義泰做假，以后誰還會跟咱做生意”。晉商經營的商號或票號，無論規模大小，講信譽、重信用都是最重要的一條經驗。徐太春緊守著這條底線，在日后的經商生涯中數次化險為夷，最終成就了一番事業。
晉商的精神追求是與人為善、和氣生財。在《白銀谷》和《喬家大院》中，都有商賈人家在大荒之年設立粥棚救濟災民的情節，這些商家，沒有選擇囤積居奇、大發不義之財，而是繼承儒家“仁義”的思想，向災民伸出了救助之手，這一與鄰為善的舉措不僅為商家贏得了名聲，也為其未來的發展鋪平了道路、贏得了鄉鄰的支持。
晉商精神對于社會民情的影響力源自晉商“匯通天下”的抱負。在創造巨大社會財富的過程中，晉商的眼界更開闊、志向更高遠，作家們在塑造晉商形象時，將其“匯通天下、貨通天下”的目標提升為一種兼濟蒼生的家國情懷。傳統中國文化強調考取功名報效國家，但是，晉商對于國家經濟的貢獻才是百姓生活安穩的前提，這比士人口中的虛名要真實得多、重要得多。《喬家大院》中喬致庸說過：“我們既做了商人，就要有商人的志向，我們要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為萬民謀天下那么大的財富。”這成為他畢生的追求，無論是去蒙古販賣日常用品，還是進入票號業，喬致庸的心中所念都是振興大清商業、為國出力。“匯通天下”的抱負最終還是為了國家，這也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念對于晉商的影響，個人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就該兼濟天下，將所得反饋回整個社會，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財富的良性循環、實現商人對于社會的影響力。
歷史小說中對于晉商形象的塑造，精確反映了晉商精神的本源和社會影響力，晉商憑借誠信、堅忍、謙和的精神在商業史中留名，并影響著現代商人。晉商精神所蘊含的商業文化，對于維系現代市場經濟中錯綜復雜的經濟關系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晉商精神的家國情懷，更是規范現代商業道德和商人責任擔當的內在動力。可以說，晉商不僅致力于社會財富的創造，更以其精神感染和影響了整個社會。
（責任編輯：梁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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