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忻州市博物館中，陳列著一件珍貴文物——《李克用墓志》，全稱《唐故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中書令晉王墓志銘并序》。這方青石墓志，記錄著后唐王朝奠基人李克用的生平，也鐫刻著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墓志的出土與收藏，使人們得以從堅硬的石面上，重新觸摸唐末的榮光與悲壯。
墓志由志蓋與志體兩部分組成，青石質地，制作極為精良。志蓋為覆斗形，底長92厘米、寬81厘米，中刻“晉王墓誌”四個篆字，四角飾團花與鴛鴦，周圍刻八卦，并輔以纏枝花紋。正文縱39行，共1391字，內容除個別字模糊外，保存完好。撰文者為盧汝弼，唐末著名文學家，字子諧，范陽人，盧綸之孫。盧汝弼才華橫溢，進士出身，官至祠部員外郎。唐室傾頹時，避禍客游上黨，后受李克用署為節度副使。李克用病逝太原后，其子李存勖繼位，奉葬父于代縣陽明堡。盧汝弼以其文才與身份，奉命為王撰志。墓志內容以散文敘事，起首書官職、作者名銜，繼而敘述李克用生平事跡：自祖籍沙陀部落起，少年隨父征龐勛、鎮黃巢、抗朱溫，立下赫赫戰功，后受封晉王，鎮守河東之盛。末尾以四字銘文結篇，總結其忠義與英烈之氣。
李克用，沙陀族人，其祖先自唐太宗時世代效忠唐室。李克用自幼英勇好武，年十五隨父出征，鎮壓龐勛起義時功顯軍中，號“飛虎子”。唐乾符年間，因云州軍亂而崛起，被任命為大同軍節度使。此后平黃巢、鎮河東、抗朱溫，成為唐末最強藩鎮之一，唐僖宗賜封為晉王，號“河東之虎”。李克用死于后梁開平年間，其子李存勖繼位，滅后梁稱帝，建立后唐，追尊父為武皇帝，廟號太祖。自此，李克用雖葬于代州之地，卻成為后唐國祚的開端。《李克用墓志》正是在這段王朝更替的節點上完成的，它既是一篇悼文，更是一份政治宣言——銘文中強調李克用“扶唐定亂”“威懷四夷”，堪稱研究唐末五代政治格局與藩鎮體制的珍貴實證。
古樸莊嚴與隸意相融
《李克用墓志》的書體為隸書，但其結構與筆意中已隱約顯露出楷書的法度，體現出唐末書風由碑版厚重向楷化端整過渡的關鍵特征。整體書勢端莊凝重，字形方整穩健，筆畫寬博而不失節制，波磔起伏卻不張揚，顯示出書寫者深厚的功力與沉穩的氣質。用筆以中鋒為主，線條敦厚而含蓄，墨勢充盈而不滯重，橫畫略帶波勢，豎畫挺拔勁直，轉折處多呈圓勢而非方折，顯示出唐代中晚期碑刻柔中帶剛的審美取向。這種“圓中寓方”的筆法，使全篇既具漢隸的古意，又具唐楷的端整，恰處于隸楷交融、古今交匯的風格節點。
章法布局方面，墓志銘整體勻稱疏朗，行距寬裕，欹正得體，字與字之間保留適度的空間，形成靜穆而不板滯的視覺節奏。全文千余字，無一處草率或懈怠，足見其刻制之精良。通篇氣息凝重平穩，呈現出典型的“金石氣”與“士大夫氣”并存的格調：前者體現在刀筆所成的棱角、力度與金屬質感；后者則蘊含于文字的文雅與克制之中。這種雙重氣息的融合，使其既具文人筆意之雅，又不失官方碑志的威儀與厚度。
從風格源流看，墓志銘承續了東漢隸書的筆法特征，仍可見“蠶頭燕尾”“波挑分明”的傳統筆勢，但同時又吸收了唐楷的勻整法度與規矩精神，體現出碑刻書法從“古質”向“法度”的演變。與早期碑刻相比，其線條收斂，結體更趨整飭，筆畫間的頓挫關系更為清晰，這正是唐末隸書趨向規范化的表現。可以說，此志處于隸書由碑刻形態向書寫形態過渡的關鍵階段，其筆意之成熟，反映出唐代書學體系在官方文書與墓志領域中的深層滲透。
雖然此碑未署書者姓名，但從整體風格觀之，其書法功底深厚，刀筆氣息精熟，章法謹嚴而富條理，顯然出自專業人士之手。與《顏勤禮碑》《信行禪師碑》等同類作品相比，此碑少了幾分文人書法的恣肆與個性，卻多了一層肅穆與威嚴，更具“王者之銘”的意味。碑刻外緣的纏枝花紋、團花、八卦紋飾，與隸書正文形成了文字與圖像的復合空間。雕飾線條與書法筆畫同源于刀鋒之功，線刻的流轉與筆畫的轉折相互映襯，呈現出雕與書相互滲透的藝術特征。這種“書中有雕、雕中見書”的融合，使墓碑在視覺上更具整體性與象征性。
此外，《李克用墓志》的書法氣息中還蘊含濃厚的“北碑精神”。其筆畫堅實、棱角分明，具有北方石刻特有的雄健、厚重與陽剛之氣。文字的風貌與墓主人李克用的個性相契合，剛烈、果決、雄毅。碑文在書法的力度與節奏中，傳達出一種武人的氣勢與統帥的威儀，使書法不僅是記錄性的符號，更成為一種精神的象征。可以說，該墓志銘以文字為骨、以刀筆為氣，通過書寫的力量塑造了墓主的精神肖像，實現了文字藝術與歷史記憶的高度統一。
一方石志的文化回響
李克用墓志銘見證了唐室的覆滅與后唐的興起，成為五代政治敘事的重要媒介。李克用雖未稱帝，卻以“晉王”之名承載了唐室正統的延續，墓志銘的撰文與書寫即是對這種延續的禮制化表達。
從史學角度看，這篇墓志是研究唐末藩鎮政治格局的重要史料。銘文中涉及李克用的家族世系、仕宦經歷、功績戰役、屬下將領及家族關系，彌補了《舊唐書》《新五代史》記載的不足。尤其是“奉命撰王源書”一語，不僅提供了盧汝弼仕晉的確證，也揭示了文學士人與藩鎮權力的互動模式。
從文化角度看，墓志銘是沙陀族文化與中原傳統融合的見證。李克用作為少數民族將領，其墓志以正統漢文書寫，采用漢制葬儀，顯示出沙陀族完全融入唐文化體系的進程。銘文的語言雅正、格式規范，體現出唐代士族文法的高標準，也折射出唐末民族交融與文化認同的復雜形態。
從藝術史角度看，墓志銘代表了晚唐至五代石刻藝術的典型風貌。它兼具宗教象征與政治禮儀，裝飾圖案與書法布局協調統一，是集文學、書法、雕刻于一體的綜合藝術作品。其隸書風格在唐代碑刻譜系中獨具特色，對后世墓志書風的傳承與北碑風格的延續均有影響。從更深層意義上說，這方墓志是歷史記憶的物質化，它讓后人看到亂世中忠義與豪氣的延續。
如今，這方《李克用墓志》陳列于忻州博物館。青石之上，依稀可見千年前的刀痕；燈光之下，仍閃爍著鐵馬金戈的余韻。它既是一段歷史的終章，也是文化記憶的永恒符號。石刻雖靜，卻在無聲述說著唐風晉韻，以及一個王朝的落幕與新生。（高嘉璇）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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