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長河中，許多建筑承載著一方水土的文化記憶，忻州古城的秀容書院便是其中的典范。它植根于一千年前的忻州儒學，現存書院碑記記載：“忻州至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無書院。忻州牧魯公，倡捐四千金，始立此書院。”“將余金發交典行，量取薄息，以資永圖。”“每年山長束脩，生童膏火獎賞，皆由生息項下發給。”魯潢（1727年——1783年），字守原，號緯纒，一號渭川，黎川中田（今江西新城）人。據碑記，魯潢任忻州知州，“歷三年”“……而思創為之。”他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任忻州知州，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成秀容書院。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頒布廢科舉立學堂章程，諭令府及直隸州書院改辦中學堂，以“興學育人”。秀容書院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改為“新興中學堂”，原秀容書院山長米毓瑞轉任總教，也即學堂堂長或校長。新興中學堂整整存在了10年，1911年辛亥革命，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民國元年（1912年）各州、府均廢，原州、府皆稱縣，忻州稱忻縣，學堂一律改稱學校，新興中學堂遂改稱“忻縣中學校”。
興文教，努力創建培才俊
文化的傳承源于教育。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教育以儒學為正宗，其發源于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在西漢時期，漢武帝采納儒家學者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把儒學確立為官方核心教育政策，由私學轉化為官學，學術與政治融為一體。據《忻州志》載，忻州儒學從五代后晉天福二年（937年）開始，當年選址在州城西南方向的九龍岡上,此后歷代屢有修繕。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文廟連同儒學，遷到州城西北方向的學道街。明朝嘉靖十一年（1532年），忻州儒學已有書院的雛形。
清朝乾隆年間，社會相對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教育也得到極大重視和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忻州知州魯潢為了振興地方教育，培養更多青年才俊，決定在忻州儒學舊址上創建書院。這里居高臨下，俯瞰全城，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因忻州境內曾設“秀容郡”和“秀容縣”，便命名為秀容書院。
與曾經的忻州儒學不同，秀容書院自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成之日起就廣開院門，擇優招納賢者以強師資，多方招攬本土俊秀以育人才。書院設有山長1人以總理院務，又聘有負責教學管理的教師數人。崔嶫是魯潢在創院初始聘任的首任山長，為乾隆二年進士，曾官至大理寺右評事、禮部儀制司主事，后因其父母年邁而辭官歸里。董宇煒是道光九年進士，一生以啟迪后學、表彰先賢為己任，曾搜集前輩詩文編輯成《喬梓集》問世。因在學術界德高望重，被知州張其恕聘為山長。
由于歷代山長德懿風范的強大感召力，以及在教學上孜孜不倦的艱辛付出，忻州當地掀起一股興文化、重教育的巨大潮流。從書院建成到光緒年間，考中進士39人，舉人165人，貢生264人，出現了“文躋九原，雅出秀容”的盛況，成為了當時忻州文化教育的高地。
固根基，轉型改制建學堂
甲午戰爭后，西方列強入侵，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西學東漸”成為反映中國社會變革和思想啟蒙的關鍵詞。救亡圖存的改革浪潮日益高漲，傳統的封建教育體制逐漸顯現出弊端，書院教育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秀容書院能否順應時代潮流，實現從傳統書院到現代學堂的轉變，成為當時的一道難題。而米毓瑞的出現，為秀容書院的轉型改制帶來了新的希望。
米毓瑞，字蘭田，號香樵，1853年出生于忻州（今忻府區）北關七賢巷。他自幼勤奮好學、才華出眾，光緒十六年（1890年）考中進士，先后在山西崞陽書院（今原平）和鳳山書院（今太谷）講學。其間，他非常關心學子的成長，經常抽出課余時間為他們講學、輔導，深受當地家長的尊敬與愛戴。
1900年，米毓瑞接受忻州知州李崇光聘請，回到家鄉擔任秀容書院山長。此時的秀容書院，正處于教育變革前夕，米毓瑞深知自己肩負的責任重大。1902年，為了適應新的國內形勢，米毓瑞秉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念，將“秀容書院”改制為“新興中學堂”，親自擔任學堂堂長。在秀容書院和新興中學堂的四年中，他不僅為書院轉型改制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為山西乃至全國的書院改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有力推動了中國近代教育改革的進程。
一是轉型改制的準備。盡管當時“新學”已興起，但依然遭到部分鄉紳的抵制。為此，米毓瑞多次深入走訪忻州當地的學生家長，宣傳新學育人理念，消除部分家長疑慮，穩定在校學生情緒。同時他還深入了解社會民眾對新學教育的訴求，認真耐心進行勸導和解釋，逐漸贏得社會認可和支持。據米毓瑞曾孫、忻州市中華文化促進會副主席米貴云介紹，米毓瑞結合新的辦學目標確立了“勤、慎、敏、愛”的堂訓，在“學堂制”改革中走在全省乃至全國前列。
二是學科設置的革新。米毓瑞深刻認識到傳統書院教育的局限性，以及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性。為此他在鞏固國學的基礎上，在新興中學堂增加了美術、體育、攝影、紡織、算術、珠算等專業課程，引進西學。這些課程的設置，打破了傳統書院以傳授儒家經典為主的單一教學模式，使學生能夠接觸到更加廣泛和實用的知識，為他們日后適應社會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是教師隊伍的擴充。為了解決新學教師不足的問題，米毓瑞通過各種渠道，邀請了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識的優秀教師來到新興中學堂任教，豐富新學育人的領域。例如，聘請忻州名士、畫家邢爾昌兼任美術課老師，為學生講授中國畫技法；聘請忻州城有名氣的照相師王眾欣為學生傳授攝影知識；聘請忻州籍留學日本東京的許子翰傳授相關的紡織印染知識等……
可以說，在米毓瑞的努力下，新興中學堂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此外，他在潛心辦學的同時，也不忘憂國憂民，針砭時弊寫下兩道奏疏為清政府建言獻策，于1904年調任都察院任監察御史。此后，繼任的堂長有：賈耕、林杏成、宋汝梅、張友桐、張良辰。他們致力于文化教育，身體力行，為民族解放和獨立貢獻著力量。
歲月如川，奔涌不息。回望忻州儒學的創立者與傳播者，他們致力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秉持“為人生一大事來”的信念，用一己之力撐起民族的脊梁。我們與他們相隔歲月山海，卻因為共同的基因倍感親切。他們傳遞的信念是：任何一個時代都有種種挑戰，沒有人能夠在悠閑自在中成就一番功業。經歷過夾縫中求生存的艱苦時光，經歷過無數的磨難與考驗，才能最終尋找到人生的光亮并有所成就。站在秀容書院，我們依然能從中感受到那份滾燙的情懷。
增自信，弘揚文化扛使命
1912年，新興中學堂順應發展，改名為“忻縣中學校”，繼續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培養輸送人才，其中的佼佼者有霍士廉、張挺、黃志剛以及田家英夫人董邊等。此后，學校經歷了戰時的南遷、復建等歷程。1947年為“忻縣縣立中學校”，1949年更名為“省立忻縣中學校”，1972年更名為“忻縣中學”，1983年更名為“忻州一中”沿用至今。校名幾度更改，校址幾度變遷，見證的是時代變化，永恒傳承的是千年文脈，書院精神生生不息、薪火相傳。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忻州一中已躋身“三晉名校”，位列“全國百強”，正在源源不斷向清華、北大、人大等全國頂尖學府輸送優秀學子。
進入新時代，秀容書院被賦予了新的歷史使命。2017年1月，秀容書院舊址作為忻州古城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行了修復改造，基本保持了當年的建筑風貌，古樸典雅、韻味十足，繼續弘揚傳統文化，發揮主陣地的教育作用，成為了忻州文化的新地標。
秀容書院不僅是忻州教育發展的活化石，更是古城千年文脈的生動寫照。（李志峰）
本文攝影：張存良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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