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政治、經濟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一時期，各種思想百家爭鳴、相互激蕩，極大地推動了文化的發展，期間形成的文化基因作為傳統文化的基本要素長期影響著中華文化的發展和傳承。
百家爭鳴，海納百川
春秋時期，鄭國的子產明確提出“天道遠，人道邇”的主張，之后又出現了提倡“和而不同”“不語怪、力、亂、神”的孔子、主張“道法自然”的老子、倡導“兼愛”“非攻”的墨子等思想家，同時還出現了編年體史書《春秋》和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等。所有這些文化成果，無不反映出當時人們思想的極度活躍與開放。與此相應，私人聚徒講學驟然興起，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制度。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墨子有弟子“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墨家的另一位鉅子孟勝在楚國為陽成君守城，“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孔子、老子和墨子學說的創制與私人聚徒講學之風的盛行，打破了貴族的學術壟斷，一改當時沉悶的文化氛圍，正式拉開了百家爭鳴的大幕。
戰國時期，人們把自然現象和社會運動作為認識和思考的對象，不同社會階層與各家學派紛紛提出別具一格的學術與思想。西漢史學家司馬談把戰國百家之學概括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漢經學家劉歆把戰國百家概括為儒、墨、道、名、法、陰陽、農、縱橫、雜、小說等十家。各派分別從不同的視角，用不同的方式，力圖探索自然、社會、歷史、人性以及道德的本質，從而提出了諸多治國安民、富國強兵的奇謀良策。孔子的“富而教之”、老子的“無為而治”、墨子的“尚賢”、孟子的“王道”、莊子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荀子的“人定勝天”、韓非子的“法、術、勢”等，無不如此。諸家之說未必盡善盡美，但都能開放包容，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展現出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筑壘出百家爭鳴的文化氣象。
革故鼎新，開拓進取
春秋中期，分封制、宗法制和禮樂制逐步瓦解，地方行政組織由采邑制轉變為郡縣制，鄭國、晉國先后頒布成文法，包括軍隊編制、兵種、武器裝備、軍賦征收等軍事制度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些變化的基礎上，改革、改良之風開始興起：齊國“參其國而伍其鄙”“相地而衰征”；晉國“作爰田”“作州兵”；魯國“初稅畝”“作丘甲”；楚國“書土田”“量入修賦”。這些改革雖還不能與戰國變法相提并論，但其體現出的革故鼎新精神卻成為戰國變法的文化先導。
面對殘酷、激烈、復雜的兼并和反兼并斗爭，變法圖強成為戰國歷史的主旋律。魏國李悝變法、趙國公仲連改革、楚國吳起變法、韓國申不害改革、齊國鄒忌變法、秦國商鞅變法、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等，雖然具體內容、深度、廣度以及推行的力度不盡相同，社會效應與歷史價值也各有千秋，但所折射出的改革精神卻是相近的。戰國變法觸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涉所有社會成員，改變了社會形態與戰國七雄的力量格局，也使整個社會充滿了進取改革的激情。敢于開拓進取、勇于改革創新不僅成為中國歷史上多次重大改革的思想動力，也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特點和基本精神。
憂國憂民，居安思危
隨著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發展的動蕩起伏，在有識之士的思想深處，普遍孕育出一種“憂國憂民憂社稷”的憂患意識，且這種觀念逐漸成為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共識。春秋時期，晉國的魏絳把居安思危作為治理國家的重要準則，并教導晉悼公：“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孔子對當時不修道德、不講學問引發的社會問題也常常深感憂慮：“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戰國時期，人們把憂患意識統稱為“憂社稷”，具體包括五種類型：第一種是“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第二種是“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第三種是“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第四種是“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第五種是“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
憂患意識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知識階層的主流社會心理，反映出他們的主體意識、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韓非子、李悝、吳起、商鞅、黃歇、孫臏、蘇秦、張儀等都是在憂患意識的驅動下，為促進社會發展、維護社會穩定，或推行自己的學說，或實現自己的主張，不怕艱難困苦，不論成敗得失，四方奔走，努力拼搏，而這樣的憂患意識也漸漸熔鑄于中華民族的文化深處。
英勇無畏，舍生取義
在春秋戰國的語境下，任何一種思想學說的推行和實踐都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需要剛強的意志與不怕犧牲的精神。孔子強調“仁者必有勇”，并將“仁勇”分為兩個層面：在精神層面，志士仁人要有“殺身以成仁”的氣概，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在行動層面，要見義勇為，臨危不懼。
戰國時期，孔子的“仁勇”思想被孟子演繹發展為舍生取義。孟子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仁勇”與舍生取義在行為層面體現為不怕犧牲，敢于獻身。
魏國唐雎與秦王嬴政交涉安陵之事，針對秦王所說的“天子之怒”而盛言“布衣之怒”：“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于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秦王嬴政被其無畏精神所震懾，最后不得不放棄以五百里地換安陵的打算。
春秋戰國在繼承總結夏、商和西周文化的基礎上實現了一次新的文化集結，過程中涌現出眾多歷史文化典籍，這些文化典籍和歷史活動所蘊含的文化精神長盛不衰，早已深深融入人們的日常行為和語言之中。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子的“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孟子的“浩然之氣”、荀子的“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等，都以鮮活的語言述說著春秋戰國時期文化基因的歷史意義。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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