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攝協赴湖北抗擊疫情攝影小分隊拍攝的援鄂醫護工作者肖像。季春紅 攝
4月25日，中國攝協赴湖北抗擊疫情攝影小分隊凱旋，他們告別了奮戰66天的武漢，踏上回北京的列車。季春紅 攝
最新出版的《百名攝影師聚焦COVID-19》畫冊封面，是一幅剛剛摘下口罩的援鄂醫護工作者肖像。照片中，被口罩勒出的深深印痕和白衣天使堅毅的目光，令人久久凝視。
這是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人民日報社高級記者李舸帶領團隊，為全體援鄂醫護工作者拍攝的4.2萬余幅肖像之一。這項主題為“為天使造像”的攝影工程，用鏡頭向逆行者致敬，更為歷史留下一份珍貴的影像檔案。而在李舸看來，“這不僅僅是4.2萬多幅肖像，也是4.2萬多個故事，更是4.2萬多次感動。”
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出發
2月20日，正值戰疫的攻堅階段。當晚，李舸帶領中國攝影家協會的4人小分隊，抵達了武漢。他們此行，是為了完成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就在一天前，李舸剛剛接到中央指導組宣傳組的任務，給馳援湖北的醫護工作者每人拍攝一幅肖像照。
“我早就做好去武漢的準備了。”一個月前，李舸就已經向報社請戰了，但他沒想到，自己真正抵漢時肩負了雙重任務，既要做好一線的采訪工作，還要組織攝影力量，完成“為天使造像”這一意義重大的肖像攝影工程。“當時，援鄂的醫護人員是3.3萬人，后來陸續增加到4.2萬人。這樣一個任務，所有人都感覺不可能完成，只能是各盡所能，能拍多少算多少。”
抵漢當晚，他們迅速與湖北攝影家協會對接，又動員了在湖北采訪的多家中央和地方媒體的攝影記者，加上前來支援的河南攝影小分隊，很快組成了一支60多人的攝影團隊。“至今，這些人沒有一個跟我們談回報或者補助，都是義務的。”談到這支特殊的隊伍，李舸很是感慨，“在武漢，唯一有自由活動特權的，就是攝影記者。”
李舸給團隊定了兩條基本的工作底線，一是不能因為拍攝干擾醫護人員的正常治療工作，二是絕對不能影響醫護人員的安全和休息。“因為拍照的瞬間是要摘口罩的，有不可預知的風險，所以即使在所謂的清潔區，也要盡量縮短拍照時間。”醫護人員從病房交班出來后，吃飯前的空當，或是進入淋浴間的前一刻，就是寶貴的拍攝時間。“有時好幾個醫療隊可能在同一時間下班，時間控制就得很嚴。”李舸計算過，每人大概只有一分鐘左右的拍攝時間，真正摘下口罩拍攝時可能只有幾秒鐘。
剛開始的幾天，攝影隊一天要在醫院里工作12個小時，防護用品只有口罩。“我當時特別擔心，每天晚上睡不著覺，如果隊員感染了，不光對他們的家人沒法交代，對被拍攝的醫護人員來說也是一種風險。”后來，經過協調，攝影隊得到允許進入醫護人員駐地拍攝。“這時拍攝進度就快了，基本上一個攝影師一天就可以拍一支醫療隊，大概100多人。”
拍下了醫患關系最理想的樣子
在1998年抗洪搶險、2003年抗擊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救災一線，都曾有李舸忙碌采訪的身影。但這一次初到武漢，他仍感到“非常恐慌”。“那時候北京也買不著口罩，酒精也帶不上高鐵，整個氣氛非常緊張。到了武漢還是冬天，沒有暖氣，又不允許開空調，有的攝影師睡覺的時候，連衣服都不敢脫，也不敢洗澡，每個人都很恐懼。”慢慢地，隨著拍攝進度逐漸明朗，防護裝備補充齊備，這種恐慌感才逐漸消失。
17年前,李舸就主動請纓，進到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的非典重癥病房待了十幾天。這一次，他的感受又大有不同。“那時候沒有移動互聯網，信息傳遞非常困難。而現在一部手機就能直播，很多患者本身就是一個自媒體。尤其是在病房里沒有家人的陪伴，這部手機就相當于新冠疫情的特效藥，對安撫患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李舸在采訪中發現，很多醫護人員都和患者加了微信，下班之后就利用休息時間，與患者及時溝通病情，有時一通電話就是幾十分鐘，也起到了心理醫生的作用。而患者則拍下了很多醫護人員在病房里的工作照，記錄他們心目中的白衣天使。
拍肖像照時，不少醫護人員都會主動向李舸展示自己手機里的照片，“他們常說的是，特別惦記某某床的患者。”這種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關系感動了李舸，他以“你是我最牽掛的人”為題，拍攝了一組醫護人員展示手機相冊的照片。這組照片發表后，有網友評論說，看到了新時代醫患關系最理想的樣子。
“疫情結束之后，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在同期拍攝的小視頻中，李舸還設計了這樣一個問題。據他觀察，在援鄂醫護隊伍中，80后、90后占到了70%，很多人上有老下有小，“他們回答的最多的就是想多陪陪家人，武漢的經歷讓他們更加體會到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可貴。也有女孩會說，希望國家能給分配個男朋友，因為她們平時的工作很忙，確實沒機會談戀愛。”還有很多醫護人員是第一次來武漢，大家都說，“特別希望疫情過后能夠回到武漢，吃一次熱干面，登一次黃鶴樓，看一看櫻花和長江大橋，和一起拼過命的武漢‘戰友’再聚一次。”
攝影史上無前例的壯舉
剛開始，一些醫護人員不理解攝影隊的工作，對拍照也有抵觸情緒。“因為大部分都是女同志，又都很年輕，就擔心拍出來不好看，畢竟臉上都是傷，狀態也很疲憊，不愿意拍，我們也尊重她們的個人意愿。”等到照片出來后，還是得到了大家的認可，“有人后悔沒拍上，還讓我們給補拍了。”
從2月21日到3月底，4.2萬人的肖像拍攝工作基本完成，歷時一個多月。僅李舸一人，就拍攝了13支醫療隊，完成了2000多人的肖像照。為了便于后期整理存檔，拍攝時，李舸還請每一位醫護人員在一張A4紙上寫下自己的單位、姓名。他把這些文字資料也細心地保留了下來，“這些簽名是一套非常珍貴的文獻資料，我們在回北京的時候裝了好幾箱子，下一步打算和國家博物館合作，可能會放到展覽中。”
4月25日，李舸和中國攝協小分隊告別了奮戰66天的武漢，踏上回北京的列車。回顧4.2萬張肖像背后的故事，李舸感慨地說，這不僅是他工作20多年來從未有過的職業經歷，更是中國乃至世界攝影史上無前例的壯舉。“攝影和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是緊密相關的，它是最真實的記錄。肖像照是最樸素的藝術形式，它表現的不僅僅是這個人物，還有人物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甚至是精神狀態。所以肖像看似簡單，所賦予的那種內涵卻是非常豐富的。”
在他看來，現在很多人過度追求照片的沖擊力，或者是光線、構圖的講究。而他更希望通過質樸的表達，傳遞影像背后深層的精神力量，“讓人靜靜地去看、去思考，這個可能更重要。”比如，《百名攝影師聚焦COVID-19》畫冊封面那張照片，用的就是原圖，沒有經過任何后期調色。“而這名護士眼神中傳遞出來的堅毅、淡定，非常具有代表性。”
“我們不是為了攝影而攝影，也不是為了出所謂的大片來到武漢的。”李舸談到，抗日戰爭時期，即將沖上戰場的敢死隊員在明知相機里沒有膠卷的情況下，仍然會讓攝影師對著自己按下快門，“要的就是那種信仰的力量。”他告訴記者，對“為天使造像”攝影團隊中的每一個人來說，這次武漢之行不是一次采訪，也不是一次藝術創作，更多的是一次生命的體驗，是一次精神的升華。“這樣的狀況下，每一張照片都是好照片，尤其是對于醫務人員個人來說，每一張都是他最難忘的紀念。”（李俐）
（責任編輯：蔡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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