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肝臟外科副主任王文濤到四川省甘孜州巡回義診，看到當地很多群眾飽受包蟲病的折磨，而基層醫院的醫生底子薄、醫療水平不高，很難為患者解決病痛。
“以前，當地醫院不能獨立做大手術，村民很少能得到有效治療，很多村民因為肝包蟲病致殘甚至死亡，作為醫生，我應該為他們做一點事情。”王文濤回憶說。
從此，他就再也沒放下過那里的患者。10多年來，他不時趁假期或巡診的機會去藏區做手術，近5年來，更是幾乎每個月都要去一次藏區，查房、辦講座、手把手教基層醫生做手術。
包蟲病分為囊型和泡型，泡型包蟲病患者若得不到及時的治療，10年病死率可達94%，又被稱為“蟲癌”。在我國，此病高發地區是西部藏、牧區，四川省甘孜州石渠縣的患病率一度高達12%，包蟲病成為當地人因病致貧的重要原因。王文濤說，全國直接受包蟲病威脅的有上百萬人。
王文濤介紹，包蟲病是一種人畜共患的寄生蟲傳染病，主要發生在肝臟，目前沒有特效藥，只能靠手術來治療。患者大部分來自藏區，衛生意識比較弱，加之地域、文化、交通、生活習慣等因素影響，患者來就診時，一般已經是中晚期。
肝包蟲病尤為兇險，許多患者就診時，大部分肝臟已被侵蝕。而肝臟是人體的核心器官，涉及到血管、膽管、靜脈等重要管道，是普部外科手術中最兇險的部位。諸多原因使得該病的手術風險高、難度大。
到了病程后期，患者肝臟附近的重要管道都被侵犯，非常危險，但又難以通過傳統的手術進行治療。經過探索，王文濤成功運用“體外肝切除聯合自體肝移植技術”——把患者的肝臟拿到體外，切掉病變部位，再將剩余的肝臟修補起來，植回體內。這個技術的理念是20世紀80年代由德國科學家提出的，在我國，清華長庚醫院董家鴻院士最先將其用于治療肝包蟲病。
王文濤介紹，這類手術很復雜，需要多學科合作，手術費時很長，要10-12個小時，難度也比較高。但好在肝臟是患者自己的，沒有排斥反應。這樣的手術，王文濤已成功完成了92例，他的團隊也是世界上完成這一復雜手術最多的團隊。王文濤說，國內同時有器官移植技術和肝臟外科經驗的醫生不多，這兩種技術對肝包蟲病的手術都非常重要。王文濤還把這一技術推廣到青海、新疆、甘肅等省的醫院，到那里演示手術。
2014年3月，王文濤接診過一個來自西藏自治區昌都市的姑娘，患者二十多歲，骨瘦如柴，腹部有個大包塊并且長期疼痛，還出現了嚴重的黃疸。“當時她的肝功能已經不全，生命幾乎要進入倒計時階段了。”
患者跑了很多醫院，最終輾轉找到王文濤。王文濤和團隊先給她“降黃”——把膽汁臨時引出來，讓黃疸降低一些，改善肝的儲備功能，然后才敢做手術。十幾個小時后，王文濤成功挽救了這個年輕的生命。如今，患者已經恢復健康并結婚生子。
王文濤認為，自己的能力再強，精力也有限，做不了太多事，而培養當地醫生才最關鍵。如果把技術教授給基層醫生，讓他們有很好的服務能力，就相當于播下了希望的種子，患者在家門口就能接受更好、更安全、更高效、更高質量的治療。“這是造福一方的事。”
為此，王文濤先做了調查研究，再有針對性地制定實施方案。比如，基層醫院以前為什么不能做肝包蟲病手術，存在哪些技術領域的問題，如何攻關；怎么讓包蟲病得到根治；包蟲病晚期不能治療的情況下，有什么方法延長患者生命；如何加強老百姓對基層醫院醫生的信任等。
在王文濤常去“傳幫帶”的甘孜州醫院，原來只有一兩位醫生能開刀，現在有七八位醫生可以做四級手術（技術難度大、手術過程復雜、風險高的手術——記者注）。以肝包蟲病手術為例，過去全州一年只能做20多例，現在一年能做300-500例。王文濤還帶去了各個科室的醫生，幫助當地醫院多學科、全方位進步。
基層醫院大都地處高原，王文濤常常要開車走七八個小時的山路才能到達，路上常會遇到堵車、下雨、下雪甚至泥石流。高海拔讓王文濤夜里難以入睡，兩三個小時就醒一次。因為高原反應，王文濤不得不一邊吸氧一邊做手術，十幾個小時的手術時間顯得更漫長。
基層醫生尊稱王文濤為“老師”，說他是“沒有架子的大專家”，渴望跟他學習，常打電話問他什么時候來。在王文濤到來前，醫生們會為他安排好住處，知道他睡不好，還把氧氣瓶送進房間……當地居民靦腆、不善表達，常常給王文濤獻上哈達，或是沖他憨憨一笑，或是摘帽弓腰以示感謝。
“這么多年，很感動，民族地區的村民和醫生都很暖心，我很愿意幫他們，也很欣慰基層醫院的服務能力已經越來越強。”王文濤說。
（責任編輯：梁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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