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見習記者 丁一

□ 本報記者 張守坤

□ 本報實習生 張茗

近日，北京市民張晴（化名）發現，她家附近商場的母嬰室已更名為育嬰室，門口張貼的“共同育兒”標語格外醒目，寶爸寶媽均可自由使用。這一變化讓她感慨不已：“幾年前帶娃出門，母嬰室要么設在女衛生間內，要么明確‘男士止步’，孩子爸爸根本幫不上忙，我一個人要包攬換紙尿褲、沖奶粉等所有事務。要是當時就有這樣的育嬰室，遛娃就輕松太多了。”

《法治日報》記者梳理發現，除北京外，上海、西安、深圳等多地已陸續設立“父嬰室”，或在原有母嬰室增設男性友好標識，允許父親進入使用。

多名受訪專家指出，這一變化不僅是公共服務的人性化升級，更傳遞出“育兒責任家庭共擔”的社會共識，讓“共同育兒”照進現實，是推動父親參與育兒、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具體實踐。與此同時，如何推動更多場所完成設施改造、完善管理規范、保障使用體驗，仍待政策引導與社會共治的進一步探索。

解鎖“父親友好”場景

11月25日，北京市民王剛（化名）帶著10個月大的女兒走進東城區某商場的育嬰室。這間緊鄰洗手間的育嬰室，門體顏色柔和，“家庭育嬰室”的小標識傳遞著溫馨氣息。室內洗手池、鋪有軟皮墊的尿布臺一應俱全，儲奶袋、消毒濕巾、尿不濕、奶瓶清洗劑、即熱飲水器等用品按需配備，讓王剛得以熟練地為女兒換尿布、沖奶粉。

“以前帶娃逛商超，總免不了陷入窘境。”王剛向記者回憶，過去母嬰室多標注“男士止步”，里面有女性時不便進入，無人時也因性別顧慮不敢貿然推門，“要么找商場工作人員協調，要么只能在臺階上臨時給孩子換紙尿褲”。

王剛的妻子對育嬰室的設計贊不絕口：“現在兩人帶娃出門再也不用手忙腳亂了。”令她驚喜的是，育嬰室專門設置了獨立哺乳間，配備舒適的軟墊靠椅和柔和燈光，哺乳區與換洗區明確分離。“拉上簾子就能保障私密，不僅異性之間互不干擾，同性之間也能避免尷尬，考慮得特別周到。”

記者走訪北京多個商超的育嬰室發現，其標識設計也更具包容性：原先母嬰室常見的粉色穿裙火柴人標識，已逐漸替換為藍色抱奶瓶火柴人、男女并排火柴人或父母共同抱孩子等圖案，部分育嬰室還張貼著“共同育兒”“一間不只屬于她的房間”等標語，傳遞著性別平等的育兒理念。

部分育嬰室還加入了人性化智能設計：揮手感應即可關門或反鎖，室內顯示屏實時顯示“門已鎖”“門未鎖”狀態，有效避免了因門未關好導致的隱私泄露問題。

“育嬰室的普及，本質上是社會觀念的進步。”王剛直言，育兒從來不是母親一人的事，而是整個家庭的責任，“以后會有越來越多爸爸像我一樣，熟練地參與換尿布、沖奶粉這些育兒細節”。

張晴也認為，“男士止步”標識的拆除，傳遞出明確信號：在育兒這件事上，男性不能也不應缺位，“這種調整為父親參與育兒創造了更多便利，有助于推動家庭分工更趨合理”。

部分設施仍待升級

然而，并非所有公共場所都已實現這般便利。記者走訪北京、山東等地發現，并非所有商場都完成了母嬰室的升級改造，部分未改建的母嬰室仍存在環境較差、管理缺位等問題。

11月26日下午，北京市通州區某商場內人流密集，不少家庭結伴出行。記者觀察到，該商場二層、三層的母嬰室均出現排隊現象，部分家長因不了解每層設有兩個母嬰室的情況，仍在原地等候。

此外，部分母嬰室還存在衛生條件差、設施簡陋、私密性不強等問題，甚至有個別母嬰室被無故上鎖。

在山東濟南某商場，母嬰室采用旋轉把手設計，通過門把手的紅綠色指示燈顯示使用狀態。記者發現門留著一條縫，誤以為無人使用，推門而入后才發現一名年輕女性正帶著熟睡的孩子在室內休息。“門鎖早就壞了，好在我不需要喂母乳，也就不擔心隱私問題。”該女士無奈地說。

記者在現場看到，這間母嬰室墻壁泛黃，僅配備一把木制長椅供休息，旁邊衛生間的刺鼻氣味不時飄入室內。

在社交平臺上，也有不少網友吐槽類似經歷。有網友建議“優先選擇幼兒品牌專賣店內的母嬰室，避開商場自帶的設施”；還有網友反映，部分母嬰室與無障礙衛生間共用空間，功能定位模糊，使用體驗不佳。

上海瀛東律師事務所婚姻家事部主任方潔指出，當前部分育嬰室存在設備老舊、配置不一、未及時改建等問題，根源在于現行《母嬰保健服務場所通用要求（GB/T 33855-2017）》屬于推薦性國家標準，缺乏強制約束力。此外，部分育嬰室缺少獨立隔間，男女共用時存在隱私泄露風險，也影響了設施的實際利用率。

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吳文芳表示，傳統母嬰室以“母親—嬰孩”為單一設計起點，已無法滿足當下父母共同育兒的需求。由于缺乏統一的規范標準，各地育嬰設施在安全性、舒適度上差異顯著，難以提供良好的使用體驗。

明確標準強化保障

受訪專家普遍認為，將母嬰室升級為育嬰室、增設男性友好設施，是國家倡導父親積極參與育兒的具體體現，也是落實法律制度與公共政策中“育兒責任家庭共擔”理念的重要舉措。

“長期以來，傳統觀念將育兒默認為母親的‘天職’，這不僅加重了女性的身心負擔，還對其職業發展造成阻礙，間接抑制了生育意愿。”吳文芳介紹，為擺脫這一困境，國家近年來通過法律修訂和政策引導，持續推動構建父母共同育兒的制度環境。例如，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明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設立父母共享育兒假；家庭教育促進法規定，父母雙方應共同參與家庭教育。“發揮父母雙方的作用”，這些規定均體現了性別平等、家庭責任共擔以及兒童利益最大化等現代法治與社會理念。

方潔補充道，育嬰室向父親開放，不僅有助于父親更好地履行撫養義務，也是消除公共服務中性別歧視的重要舉措，既能保障父母在育兒場景中享有平等的設施使用權，也能滿足兒童成長過程中對父母雙方的情感需求。

那么，合格的育嬰室應具備哪些條件？

吳文芳提出三點建議：空間設計與功能配置要兼顧男女使用需求，在保留嬰兒護理臺、清潔設施等基礎配置的同時，增設便于男性操作的護理設施；標識系統要明確體現“父親友好”屬性，場所命名可采用“育兒室”等中性表述，搭配包容性圖標與文字，避免性別指向性；管理規范要適配男女混用場景，通過獨立隔間（而非簡單布簾）劃分哺乳區與護理區，哺乳區保障母親私密安全，護理區向父母雙方開放，同時制定清晰的使用規則并醒目公示。

“標準建設可先從推薦性國標起步，待經驗成熟后逐步納入強制性條款。”吳文芳說。

如何推動育嬰室普及？

吳文芳認為，在立法層面，應進一步明確公共場所育嬰室的配置要求，鼓勵地方對新建、改建公共場所的育嬰室設置比例、完成時限作出具體規范；在執行層面，各級政府應承擔宣傳主體責任，通過多種媒體渠道普及父母共育理念及通用育嬰室政策，同時建立衛生健康、市場監管等多部門協同推進機制；在監督層面，除政府部門常態化監管外，應引入社會監督，通過大眾評價、意見反饋等方式監督育嬰室使用和維護情況，并將其建設情況納入公共場所經營評價體系。

方潔建議，可將育嬰室建設納入城鄉公共服務設施規劃，明確商場、車站、醫院等大型公共場所的配置義務，通過制度剛性保障“共同育兒”理念真正融入公共服務的每一個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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