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兩起關于見義勇為的事件，看得人五味雜陳。一起發生在四川省廣安市，黃某17歲時救人溺亡，由于唯一目擊者前后說法有出入，未獲見義勇為表彰。其父為此奔波7年，當地政府最終認定黃某屬見義勇為。另一起發生在河南省清豐縣，年僅18歲的王某威與同伴一起飲酒，為救溺水同伴不幸身亡，當地見義勇為評定委員會稱其是履行法定義務，不構成見義勇為。
這兩起事件，前者兜兜轉轉7年，終于畫上了一個圓；而后者，目前正在輿論場被討論。有律師表示，同行人對于共同飲酒人的人身安全有提醒、勸阻、通知、輔助、照顧、護送等義務沒錯，但該義務也應有度，法律不能規定一個人應有舍命救助他人的義務，因此不宜將下水救人認定為履行法定義務。
法律的事情，需要在司法活動中捋清，但是這兩件事對于社會的影響，卻是復雜的。在法律意義上，見義勇為的定義，是指個人不顧自身安危通過同違法犯罪行為做斗爭或者搶險、救災、救人等方式保護國家、集體的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的一種行為。而在日常，它其實就是一種樸素的評價。
也正因此，對于見義勇為的認定，不應過于機械地困在某種條條框框里，何況規定也不可能是完美的。筆者認為，對其認定，應當參考見義勇為的本意，即那份蘊藏于人性中原始的反應。
試想一下，當一個人見到他人遇到危險，下意識地作出施救動作，甚至連自己的生命都不顧，那個時候，他是在思考“我有沒有救人的法定義務”嗎？是在腦中速查具體的法條和司法解釋嗎？恐怕不是，他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還是源自良知與良心。
我們不妨從源頭和初衷追溯，為什么會有見義勇為？因為人活于世，總會遇到危險和困難，都需要他人伸出援助之手。由此推己及人，便有了“我助人人，人人助我”的共識。我們之所以提倡見義勇為，其實不僅是出于利他的角度，也是出于利己的考慮。
我們表彰這種勇敢、奉獻的精神，是為了激勵更多的人，在他人處于困境之時，勇敢地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如此，社會才會少一些冷漠和悲劇，多一些溫暖和幸運。因此，對于見義勇為，我們不應吝于確認和表彰。
一個本該被定位為見義勇為的事件，如果得不到正名，那么下次遇到類似的場景，不僅活著的當事人可能會產生困惑和猶豫，更多旁觀者的積極性多少也會受到打擊。就發生在四川廣安黃某身上的事件來說，他的父母奔波7年，不僅僅是為了一張獎狀和1萬元獎金，其父所言“這是家屬最后能為他做的”，我們要能讀懂這句話的言外之意。因此，對于見義勇為的認定單位來說，為逝者正名，同時也是為了撫慰生者。
對見義勇為的認定及表揚，絕不僅僅是在表揚離開的人，它更大的作用，是作為一種價值認可展示或傳遞給活著的人。它的意義，不是給一場過去的義舉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而是開一個頭，讓后來者把這種精神傳承下去。（作者：與歸，系媒體評論員）
（責任編輯：梁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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