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種網絡黑產平臺化傾向，關鍵是治理的觸角要更敏銳，實現“打早打小”。
對于網絡詐騙犯罪分子來說，除了非實名的電話卡和銀行卡之外，非實名的社交賬號也是他們實施犯罪的主要工具。而這些號碼在一些所謂的養號平臺上就可以輕松買到。
近期，在公安部“凈網2020”集群戰役中，徐州警方就搗毀了一個為網絡詐騙、誘賭等犯罪提供即時通信工具“養號”、交易的特大黑產平臺，抓獲犯罪嫌疑人84名，串并各類網絡詐騙案件1300多起，涉案金額5000多萬元。
網絡詐騙的職業化、產業化趨勢，在近年來破獲的相關案件中已經有很清晰的呈現。而此次特大網絡黑產養號平臺浮出水面，則又揭示了網絡詐騙的平臺化趨勢。
平臺的主要“威力”體現在，可以通過批量操作輕松突破一些實時通訊工具的實名制防線。大量沒有經過實名認證的社交賬號，都能在平臺批量解綁、換綁、找回密碼。同時，它還充當了“中間商”的作用，平臺上的賬號可以隨意買賣。綜合而言，其一是為網絡詐騙“技術賦能”，讓大量詐騙活動可以輕易繞開實名制的約束，二則撮合“供需”匹配，為網絡違法犯罪提供天量“號源”。
毫無疑問，如此平臺化的養號產業，降低了網絡詐騙犯罪的實施門檻，增加了網絡詐騙的治理難度。任由這樣的黑產平臺存在，只針對個案的網絡詐騙治理，注定陷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境地。
所以，本案的成功查處，啟示在相關網絡詐騙案件的處置上，要多一點“源頭”治理意識，善于在類似案件的串并調查中找到“蛛絲馬跡”，實現對黑產平臺的“打早打小”。
還要注意的是，網絡黑產平臺涉及的“業務”越多、越綜合，越要求在治理上要形成合力。像此次查處的平臺，其綁定的賬號高達2億多個，相應的網絡服務商能不能從技術上識別大量賬號的異動情況？而其綁定的手機號達600多萬個，這里面是不是存在大量非實名認證的手機號，以及“人號”不對應的情況？電信運營商能不能對此類非正常號碼進行精準監測？顯然，在這些方面，網絡平臺和電信運營商應該在“守土有責”的基礎上，強化協同聯動治理。
互聯網業界人士曾指出，新型網絡犯罪正在升級迭代，日益呈現出產業化、智能化、國際化等新特點，并稱“網絡犯罪團伙在技術上處于領先水平”。這就要求，現代網絡詐騙犯罪治理，也應在技術研發和投入上與時俱進。畢竟，大量“灰色”地帶的衍生，既是對民眾財產安全的威脅，也是對網絡環境的扭曲。讓網絡少一點“陷阱”，這是網絡時代，維護社會安全感的題中之義。
另外，此次查獲的黑產平臺主要瞄準的是通訊工具，而在短視頻流行的今天，也要警惕一些黑產開辟新的“陣地”。如媒體調查發現，最近引發關注的“假靳東”視頻的背后，也蘊藏著一條已經運作許久的“明星號”產業鏈。這一方面表明，網絡詐騙犯罪，其內在的邏輯是相通的，在治理上應多一點“舉一反三”；另一方面，在網絡詐騙犯罪高發的今天，網絡產品和工具的開發，或有必要植入更多針對性的“反詐騙”設計，并強化監測，以避免“黑產”做大了才被動應對，真正實現露頭就打。（閔蕭）
（責任編輯：梁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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