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媒體報道，有細心的手機用戶借助于隱私記錄功能，查看手機上安裝的App訪問個人信息的情況，結果令人震驚。某移動教學App在十幾分鐘之內訪問用戶手機照片與個人文件接近25000次；另外一款辦公App，一個小時之內自發啟動7000次，不停地讀取用戶的通訊錄；還有App之間彼此呼應，啟動一個，自動喚醒另外十幾個，彼此“協同作戰”，大量讀取用戶信息。面對用戶提出的，這種做法是否侵犯個人信息權益的質疑，App運營者最方便、最現成的托詞就是：用戶安裝App的時候已經點擊了同意，建立在用戶同意基礎之上的行為是被允許的。但這種說法能夠成立嗎？
隨著社會生活日益互聯網化，人們越來越離不開各種各樣的App。我們在獲取App運營者提供的相應服務時，需要與其達成合意，同意其提出的某些條件，特別是授權其獲取相關個人信息，這是自愿原則的體現，本來也無可厚非。事實上在很多場景下，獲取用戶的特定信息本來就是App可以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設想一下，用戶使用導航軟件，卻又不愿意提供自己的位置信息，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但必須注意到，在收集個人信息方面，用戶的“同意”，并不是運營者可以包打天下的擋箭牌，更非其可以恣意妄為的借口。
首先，個人信息保護，在性質上是屬于自然人基本人格權益保護，這同一個國家的基本法律秩序與價值觀存在密切聯系，因此涉及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規則，有相當多的內容具有強行法的特征。這些規則不會因為當事人的合意而改變，必須得到遵守。舉例來說，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網絡安全法都強調經營者、網絡運營者“收集、使用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即將實施的民法典第1035條也規定：“處理個人信息的，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原則，不得過度處理”。這一規則就是強制性規則。如果App運營者過度收集對于App運行來說根本不必要的個人信息，就屬于過度收集個人信息的違法行為。即使用戶在安裝App的時候點擊過“同意”，相關的個人信息收集行為仍然不具有正當性。還需要注意的是，所謂的用戶知情同意，指的是即使App運營者收集用戶個人信息的行為在整體上沒有違反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也仍然需要獲得用戶的同意。對此，網絡安全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得都非常清晰：獲得用戶的同意與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原則，是“并列”關系，缺一不可。民法典也有相關規定。就此而言，用戶同意，不可能具有授權App運營者違反該原則的效果。這是因為我國的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相關規則具有強行法特點，相關規則，不能被當事人的約定予以排除或改變。
其次，即使用戶在安裝App的時候點擊了“同意”，也并非一概可以解釋為已經概括地對App運營者所有的個人信息收集行為，都進行了有效授權?，F在有一種情況相當普遍：App的運營者在用戶安裝協議中以模糊不清的表述，要求用戶一攬子地、概括地同意其收集相關范圍根本沒有得到清晰描述的各種個人信息。用戶對這種條款的同意并不意味著App運營者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這種所謂的一攬子授權，在很多情況下，其實沒有法律意義。因為在個人信息保護領域所講的用戶同意，是一種具有嚴格內涵的“知情同意”，也就是基于App運營者一方，對個人信息收集條款的意圖、目的和范圍之類的要素，作出明確解釋和清晰告知基礎之上，用戶一方給出的同意，才是有效的同意。如果運營者給出的相關表述含糊不清，一般用戶根本理解不了其含義，這就不屬于明確的解釋；如果把個人信息收集條款夾雜在一大堆其他文件之中，使得用戶無從識別其特殊的重要意義，這不屬于清晰的告知。如果存在這些情況，都不符合用戶“知情”的前提，相應的，用戶給出的同意也就沒有多大的價值。我國合同法和即將實施的民法典均規定，格式條款的使用者，如果不對涉及相對人重大利益關系的條款進行提示和說明，那么相關的條款不被視為訂入合同之中。這種情況對于App運營者一方制定的收集個人信息的格式條款，同樣是適用的。
筆者在這里并非為App運營者收集用戶個人信息的行為扣上一頂“原罪”的帽子。事實上，正常的收集用戶個人信息的行為，并不為法律所禁止，用戶對此也可以理解。但正如筆者反復強調的是，畢竟個人信息保護涉及個人基本人格利益，具有強烈的倫理性因素，國家的相關法律對其有底線性要求。而這些底線是任何App運營者不得逾越的紅線。就此而言，用戶在安裝App的時候，點擊的那一下“同意”，并不能成為某些運營者在個人信息收集處理問題上恣意妄為的借口。（作者：薛 軍 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電子商務法研究中心主任）
（責任編輯：梁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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