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 芳
從考古發掘來看，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抗“疫”的記載。當時人們已具備了對疾病進行分類和定義的觀念，將人體疾病劃分為傳染性和非傳染性兩種疾病，把傳染病高發的年份稱作“疾年”，傳染病在人群中大量傳播的現象稱作“雨疾”，為控制、降低、減少瘟疫流行所做的各種努力稱為“降疾”。
《呂氏春秋·季春紀》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黃帝內經》的《素問·刺法論》篇中也記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說明當時認為瘟疫是由“非時之氣”造成的，只要“正氣存內”，就能“避其毒氣”。
到了秦漢時期，對感染疫病的病人已有一套較為系統的疫情檢查和隔離措施。據《睡虎地秦墓竹簡》記載：“有了疑似病例，典甲負責調查，向郡守報告。郡守接報后，馬上派醫官來檢查，一旦屬實，當即組織隔離治療。所有的病例被隔離在專門的癘遷所里，由政府派專人醫治和照顧，病愈之前不得與外界接觸。”
針對疫病擴散，秦朝還頒布了關于防治“毒言”的立法，知情者應主動與患者斷絕接觸，不可一起飲食或用同一器皿。“毒言”是一種熱帶地區流行的通過唾液傳播的皮膚性傳染病，王充在《論衡·言毒》中曰：“太陽之地，人民急促，促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脣胎腫而為創（瘡）。”據說這是我國已知最早關于防治傳染病的立法。
漢朝承用秦律，這些規定依然有效。在疾疫暴發后，漢朝政府直接派出醫療人員實施救助。西漢元始二年夏，青州一帶發生旱蝗災害，隨之暴發疫情。《漢書·平帝紀》記載，當時朝廷采取的辦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東漢時設立軍隊傳染病院——庵廬，《后漢書·皇甫規傳》中有描述：“延熹五年，皇甫規證隴右，因軍中發生流行病，死亡占十之三四，皇甫規便將傳染病患者安置在臨時指定的庵廬中，使之與健康的士卒隔離，并親自巡視，給予醫藥。”
唐宋時期醫學大發展，防疫救災措施和制度進一步完備。每逢瘟疫流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多方措置，廣為施方散藥，以應對疫情。據《新唐書》記載：“諸州置助教，寫本草、百一集驗方藏之。”唐玄宗開元年間曾令各州都要抄寫陶弘景的《神農本草經》《百一集驗方》，一旦出現疫情，可隨時取出照方用藥。到宋代，朝廷專設翰林醫官院、御藥院、太醫局和惠民和劑局，并組織醫學家編纂《太平圣惠方》《簡要濟眾方》等方集，指導民眾用中醫藥治療和預防疫病。
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暴發瘟疫。時任太守蘇東坡親自配制“圣散子”藥劑發給患者，并派官員帶著醫生分坊治病。其間，蘇東坡認為杭州為“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于是帶頭捐款，“以私帑金五十兩助官緡”，并創辦了“安樂坊”，聘僧醫主之，這也是我國最早的民間救濟醫院。后來，經兩浙漕臣上報朝廷，“安樂坊”改為官辦，并賜給該院醫護人員“紫袍”，專為窮苦人治病。
隨著抗疫經驗的不斷積累，古人在藥物防疫的基礎上，又總結出隔離檢疫、消毒、保持良好環境和個人衛生等經驗。如清代醫學家陳耕道在《疫痧草》中提到：“凡入疫家視病，宜飽不宜饑，宜暫不宜久，宜日午不宜早晚，宜遠坐不宜近對。即診脈看喉，亦不宜與病者正對，宜存氣少言，夜勿宿病家。”特別強調在疫情傳播階段，即使是醫生也要避免近距離接觸。
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寫道：“凡井水有遠從地脈來者為上，有從近處江湖滲來者次之，其城市近溝渠污水雜入者成堿，用須煎滾，停一時，候堿澄乃用之。”這種將水煮沸、澄清之后再飲用的做法，極大降低了傳染病發生的概率。
為了防病，保障環境衛生十分重要。清代醫家余伯陶在《鼠疫抉微·避疫說》中提出：“當無事時，庭堂房屋，灑掃光明。廚房溝渠，整理潔凈。房間窗戶，通風透氣。”王士雄（孟英）的《霍亂論》也告誡人們：“平時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須積污，或廣鑿井泉，毋須飲濁。卜居最宜審慎，住房不論大小，必要開爽通氣，掃除潔凈。”通過改善環境衛生，驅除疫病流傳的可能。
（責任編輯：梁艷）
晉公網安備 1409020200000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