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廣州9月17日電（記者鄧瑞璇、趙紫羽、黃國保）見到導演黃建新時，他作為廈門大學電影學院的院長剛忙完開學事宜，又輾轉于多個電影評審活動中。“很忙，但看到優秀的年輕導演和作品還是很開心。”他說。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黃建新以監制身份參與電影《營救飛虎》。為什么選擇這一主題？主流電影有哪些變化？如何贏得觀眾？記者專訪了黃建新。
導演黃建新（左）接受記者專訪。新華社記者 鄧瑞璇 攝
將鮮少人知的東江縱隊故事搬上大銀幕
“我們熟悉的抗戰影視多聚焦北方，香港的抗日歷程較少被呈現。”黃建新說。
1941年12月，日軍占領香港。在3年8個月的黑暗歲月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持續開展抗戰斗爭，營救了美軍飛虎隊隊員等盟軍人員，成為華南抗戰的重要力量。黃建新認為這段歷史極具影視價值：“不僅彰顯中國人民的抗戰精神，更體現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并肩作戰。”
《營救飛虎》基于1944年的真實事件，講述我黨潛伏人員與港九大隊隊員聯手救援被俘飛虎隊飛行員的故事。黃建新數次動容：“無私營救、語言不通下的友誼、槍炮聲中的八音盒……我們刻畫了犧牲、情誼、正義，更傳遞對生命的尊重。核心是告訴世界，中國人熱愛和平，但絕不畏懼抗爭。”
與香港導演劉浩良的合作為影片注入獨特風格。“電影秉承港片的動作與情緒表達，節奏較快，有自己的特色。”黃建新說。
為還原歷史，團隊在深圳、惠州等地取景，重建了20世紀40年代香港與廣東街景，“還原是為了讓觀眾記住，在廣東與香港，曾有一支人民游擊隊為抗戰付出巨大犧牲。”黃建新說。
黃建新希望通過《營救飛虎》，喚醒觀眾對這段歷史的記憶，讓東江縱隊的故事成為全國影史中不可忽視的一頁。
黃建新在電影《營救飛虎》攝制工作現場。新華社發
中國主流電影有著獨特內核與敘事
監制《營救飛虎》，是黃建新對主流電影新表達的再度探索。
從《建國大業》三部曲奠定主流商業大片基調，到《我和我的祖國》《長津湖》系列，黃建新始終以導演、監制、編劇等多重身份推動中國主流電影的演進。
“主流電影本質是人們理想價值觀的表現，向往美好、懲惡揚善，這是全球共通的，也最能觸達觀眾。”他說，“好萊塢的成功讓我們意識到，中國必須找到自己的主流價值觀表達方式。”
回顧《建國大業》創作，他坦言當時充滿忐忑：“新中國成立的主題已被多次呈現，年輕人還愿意看嗎？”如何突破傳統主旋律電影的敘事框架，讓歷史表達更生動、更具人情味，成為他探索的方向。最終影片成為2009年華語票房冠軍，并以主旋律敘事與類型片元素、全明星陣容結合的模式，開創了主流商業電影新路徑。
在《長津湖》中，黃建新貫徹“小人物托舉大時代”的理念。“重大題材創作容易陷入宏大敘事，忽略個體命運，但優秀的戰爭片多以人物命運為核心。所以我們聚焦幾位年輕戰士的生命軌跡，從奔赴前線到成長與犧牲，觀眾就會被每個人的命運深深牽動。”
電影《長津湖之水門橋》2021年在廈門舉行新聞發布會，黃建新（左三）為總監制。新華社記者 林善傳 攝
在他看來，中國主流電影能持續贏得觀眾，關鍵在于扎根本土文化與情感，以獨特的內核與敘事喚起深層次共鳴。《流浪地球》《南京照相館》等越來越多的主流電影，正以中國方式講述打動人心的故事。
從最大票倉走向影視創作寶庫
權威電影票房統計數據顯示，廣東長期穩居全國電影市場頭號票倉。近年來，聚焦廣東故事、嶺南風情的影視作品日益增多，讓黃建新感受到這片熱土迸發的影視活力。
“廣東有廣府、潮汕、客家三大文化，保存了大量優秀傳統文化與民俗，更以千年開放史成為中西文化交融的重要中心。”黃建新說，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實現跨越式的發展，成為嶄新面貌與深厚傳統的結合體，也塑造了廣東人吃苦耐勞、務實肯干的品質。這種地域文化與精神底蘊，為電影創作提供了豐富素材，也是各類藝術的靈感源泉。
今年5月，廣東發布《關于推動廣東影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圍繞打造環珠江口影視產業帶、健全影視扶持激勵機制等推出15項措施，以“真金白銀”激發市場活力。
“這對電影人是極大激勵，如今來廣東的攝制組越來越多，我們也期待在粵港澳大灣區實現電影產業的騰飛。”黃建新說。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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