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通路了，劉建華和學生們在賽跑。劉建華/供圖
阿波覺村愛慕小學的啦啦操隊。邱玉光/供圖
高亮在幫阿波覺村愛慕小學的學生進行體測。高亮/供圖
村小的籃球隊員徒步前往賽場的路上。陳冠/供圖
大涼山早晨7點30分，籃球“寐”在背簍里，球隊出發。
為與千哈博愛小學的球隊打上一場友誼賽，火窩愛慕小學籃球隊的師生要翻越4座高山，在海拔2600米與2000米間折返，單程步行3個半小時才能抵達“客場”，相聚3個小時后，趁著天亮再花3個半小時返回火窩。“有的孩子家離學校還有1個多小時路程，往返算下來能走9個小時。”涼善公益千哈博愛小學校長陳冠一路隨行，“他們全程興奮得很，到地兒吃個泡面，喝瓶可樂就嚷嚷要比賽了，完全不歇。”
由“東道主”校長負責可樂和泡面，這是兩位校長達成的約定。而這場千里迢迢也要赴的籃球之約，則是陳冠對學生的承諾——去年，涼善公益村小籃球賽因資金不足停擺后，小隊員愣是“催”出了一場比賽，盡管大山深處，校與校間路途遙遠，但只要有賽場，多遠他們都愿抵達，似乎對這群孩子來說，體育是山那邊的風景，更是山這頭的希望。
種在心里的籃球賽
大山里埋下籃球種子，離不開“教數學的體育老師”劉建華，盡管他曾經的工作與“數學”“體育”“老師”3個關鍵詞都無直接關聯。
2008年從建筑環境與設備工程專業畢業后，劉建華在本專業找到工作，但“價值”總跳出來考驗他的熱忱。2013年，他決定透透氣，離開職場，進入涼山支教，這本是一年的計劃，不料竟延續至今。
在當地黨委和教育主管部門的支持下，涼善公益募集善款修建了12所村小，8年前634名支教老師前赴后繼進入大涼山深處。2014年，作為其中一員，劉建華跟同事們乘車到達一個壩子，下車后四散進山林，沿著山路蜿蜒導向不同村小，一路爬坡40分鐘，土坯外墻頂著青綠色的瓦，33個爾其鄉依惹村小學的孩子等到了他們的校長。
當時，彝族孩子交流主要靠彝語，在四川方言也不靈光的密林里，支教老師需要用普通話完成教學。作為籃球愛好者，蹭老鄉家電視看一場NBA球賽就是那些年劉建華削掉孤獨的辦法。2016年，從山外捐來的物品中有了籃球等體育用品，村委會為學校的土操場立起兩個籃球架，劉建華的愛好也有了用武之地。
先進經驗很快在其他村小復制。昭覺縣涼善公益促進會會長馬莉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2015年嘗試開展村小籃球賽時僅有三四支隊伍參加，但此后逐年遞增，舉辦到第四屆時已經有五分之三的學校參加，“比賽在縣里舉行，要求每隊必須有一個女生上場。”
這個特殊的規定與劉建華有關。籃球隊成立之初，他帶著10個男孩訓練，一個叫額木金作的10歲女孩走過來問他：“老師，為什么我不能打籃球？”劉建華一愣，“她可能只是出于好奇，但對當地的女孩來說，這樣的機會非常難得。”
但比賽規模不斷擴大，辦賽的經費壓力也驟增。盡管，參賽服裝回收使用，但交通、食宿、獎品等開銷也足以令比賽難以為繼。去年，比賽停擺，這讓對賽場氛圍念念不忘的隊員、對別人口中縣城精彩充滿好奇的學生，對準備率隊滿血回歸的老師都感到失望，“有的老師本來結束支教要離開了，真想帶隊拿個冠軍，多留了一年。”劉建華覺得，大涼山能留住他，就是因為這里總有一群“積極、陽光，志同道合的人”。
坐擁400號學生的體育老師
需要不斷堅定的信念背后，總伴著時刻準備說再見的可能。全國疫情防控形勢嚴峻，這個學期短得像一個逗號，但于高亮和阿波覺村愛慕小學的“小可愛們”卻可能畫上句號。
“掙得少，花得多，別看在山里，我也沒管住嘴，吃穿需求還是大。”作為95后支教老師，高亮“自我檢討”，山西的醋、東北的鵝……父母的關切變成一個個包裹，翻山越嶺。但疫情按下的暫停鍵，讓家庭收入開始緊張，已經在大涼山待了兩個學期的高亮準備回家考事業單位，考上，意味著回歸同齡人的生活步調，若考不上，“還可能再回來”。
讓高亮回來的理由不少，新組建的足球隊、規劃中的女足和排球隊……作為11所支教村小中唯一的專職體育老師，他空前感到被需要。在涼山，起伏的山巒決定村小難有偌大的操場，資源的緊俏也讓“專職”變得奢侈，因此，專職體育老師在支教學校里幾乎從未出現。馬莉記得，培訓時，高亮被語文、數學教學“急得不行”，但他國家一級足球運動員和曾經擔任體育老師的身份又讓馬莉覺得“放了可惜”，加之，劉建華、陳冠等老師通過體育激活了校園，馬莉覺得“可以讓體育有更多空間”。
高亮被派往的學校地處涼山彝族腹心地帶，所在的阿波覺村是全鄉第二大的村，隨著2014年涼善公益支教老師入駐，學校生源逐年增長，漸漸成為一所難得的公益完小，406名學生由12名支教老師任教，去年秋季，高亮成為其中之一。
新校區三層教學樓取代了老校區的土坯房，但一片空曠的水泥地操場仍待高亮“拓荒”。他把水泥地規劃出一條50米跑道、100米環形跑道、3塊羽毛球場、一塊足籃共用場、一塊學前教育站位點、兩塊跳繩活動區及毽子活動區。全校師生參與建設，操場漸漸熱鬧起來，他的體重也從160斤“重新回歸120斤行列”。
從早7點到晚7點半，高亮幾乎都待在操場上，他設置了一個體育用品角，觀察學生的選擇，“等的過程比較艱辛。”第一天沒人拿，“他們可能怕玩得不好被批評或笑話”，第二天他示范，便有人跟著拿，一天比一天好，后來有學生主動問：“老師，能不能教我？”目的達到了，“要的就是他們主動想學。”
起起落落的羽毛球和沿著墻根滾動的足球，活力迸發得實實在在。“全校近四分之三的學生都會打羽毛球”。
最讓高亮有成就感的是，訓練僅一個月的校足球隊在美姑縣校園足球小學聯賽中，取得1勝1平1負的成績，奪得下賽區第二名。“學校場地小，訓練不允許開大腳，否則球可能滾下山。正式比賽時，所有孩子站到那么大的球場上都懵了，根本不知道自己該往哪兒站，比賽中也沒人開大腳。”在這種情況下，隊員表現出快速學習能力和團結，很好地執行了高亮的技戰術，比賽后，他獲得全國少兒足球“極道園丁之星”最佳教練員獎，3名小隊員也榮獲“全國校園足球（小學生）未來之星”稱號。
“當工作榮譽感達到一定程度后，吃什么都特香。”那段時間，高亮說自己“兩天吃了12包泡面”。
用體育“芝麻開門”
盡管，沒有高亮這樣的專職體育老師，但陳冠也想努力讓千哈博愛的153名學生感受到體育的“專業”——每年為學生辦一場“正式的運動會”。
受限于場地，村小的運動會通常以趣味運動為主。學校那塊只有正規籃球場一半大的操場，裝載得了全校的體育活動，卻無法滿足陳冠“盡量以專業標準操辦”的要求。村委會的大籃球場被借作田徑比賽場，光禿禿的水泥地，沒有跑道、起跑線、終點線，7名老師帶著學生，按照標準跑道的模樣畫了3條環形跑道，根據內外道設置“100米、200米、400米”起跑線，同時有一條“50米”直道（實際40多米——記者注），此外，還畫了實心球、壘球投擲區，立定跳遠區、跳高區，等等。
從早7點到下午6點，老師們除準備工作還要當裁判，即便簡單如跑步也被要求“專業一點”，大家不得不在bilibili網站上搜“什么是規范的起跑”。但有些細節只能“向專業靠攏”，學生從家里帶了竹竿過來，鋸成一段一段，用膠布纏起來，就變成了接力棒；一塊小黑板，三把凳子高低錯落，領獎臺也得像樣。“每次搞完運動會，我們所有老師都得生病。”陳冠自嘲，想法太多“快把其他老師都累死了”。
有的項目則極為珍貴，彝族摔跤、達體舞，這些當地特有的文體財富是大涼山孩子流傳的基因。“達體舞在涼山歷史悠久，每周放學后，全校師生手牽著手圍成幾個大圈要跳30分鐘才放假。”陳冠透露，雖然老師都是漢族，但都會達體舞，“這是每學期開學前，支教老師培訓中的考核項目。”
支教過程中，考核也無處不在。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老校長或老教師常以督學身份到學校聽課，“老教師們對體育十分看重，他們強調的就是建設小而美的活力校園。”每及此時，陳冠就主動讓出床鋪，把床支在堆滿體育器材的庫房中，這里被他稱作“千哈庫房國際大酒店”。
體育總能讓陳冠找到歸屬感，“我小時候不自信，不敢說話，跑步不及格，只會踢毽子，毽子比賽中，我完全換了個人。到初中就開始打籃球踢足球，漸漸成班里踢球最好的，我就覺得有責任把班隊帶領好，體育給我帶來的東西太多了。”他希望，體育的魔法也在學生身上施展。
比賽的魔法，像極了推開山門的那句“芝麻開門”。象棋、足球、籃球、棒球，陳冠特別珍惜帶學生外出比賽的機會，“家長也特別支持”，畢竟從村里到鄉里再到縣里算得上一場“遠行”，需要足夠的理由支持。偶爾也有其他機會能帶學生走到更大的城市，但陳冠不免擔心，物質上的落差會不會在孩子心理造出懸崖，“相形之下，體育就成了最妥當的交流方式，同場競技，學會在規則里贏，即便輸了，也能從失敗中提煉樂觀。”象棋賽讓他印象深刻，“他們期待太高，結果一輸就哭，搞得老師壓力挺大的，引導幾次后，比賽多了，他們也學會享受過程了。”
藏在山里的青春
娃的點滴都被陳冠用視頻、圖片、文字記錄下來放到朋友圈，曾經當導游的他給無數旅客拍下旅行記憶，可鏡頭對準山的方向時，定格的不僅是瞬間，更是“傳承”，“支教老師流動性較大，學生剛接觸新內容可能因老師離開而中斷，除了爭取大家停留的時間長一點，也建議通過視頻等方式保存經驗，新支教們也能想辦法撿起來。”2018年來到涼山時，陳冠也以為自己是過客，但不知不覺已經搭檔了近20名老師，“其中只有兩位是80后，算上我都是90后”。
“90后占支教老師中的90%，近年95后甚至00后也加入進來。”馬莉表示，大家支教的出發點多種多樣，獲得人生體驗、推遲進入社會、治愈情傷或心懷熱血，“不是有意愿就能留下來，需要培訓、考核等一系列評估，支教老師對學生影響不可估量。”她勸退了一位想“靜一靜”的志愿者，“孩子更需要陽光、積極的老師，讓他們有參與感。”她發現，具備這樣特質的年輕人中，不少都擁有體育特長，即便沒有也會主動“補短”。
擁有400余名學生的阿波覺村小，校長是1993年出生的邱玉光。把一年級已經帶到五年級的他算得上元老級人物，與高亮不同，當年阿波覺村小迎接他的是勉強支起來的舊校舍。這對從小在河南周口貧困縣長大的他而言并不陌生，但語言不通卻成了困擾，他就背著一平方米大小的黑板挨家挨戶答疑。
“孩子沒有校服，女生只會跳繩，男生只會打彈珠。”曾經一段時間，把學生留在學校并不容易，尤其年齡大的孩子對課堂缺乏興趣，直到籃球等體育項目在學校開展后，邱玉光發現，學生到校和離校的時間有提前和推遲，學校的吸引力增強，對控輟保學大有助益。
為了讓校園活動豐富起來，機電一體化專業畢業的邱玉光在主科之外教過音樂、從網上學了簡筆畫、他還撿起自己擅長的書法，用當初圓支教夢在工廠掙的錢買了毛筆、搜羅舊報紙給學生開了書法課。山里的日子花銷不大，但收入也微薄，在進賬800元時他花400元買了件灰色長褂，一身舊時教書先生的打扮在他看來不是儀式感，“不裝”，只是對情懷的滿足，“做出個樣子給學生看”。
可脫下書卷氣的裝扮，邱玉光就得擺好6臺老年用播放器，守著女孩們學啦啦操。“忍住”反差的結果是，女孩們代表學校獲得涼善公益組織的首屆啦啦操比賽第二名，同時為2019年秋季美姑縣組織的少年足球賽進行開幕式表演和中場表演。
馬莉發現，有些年輕的男老師會蓄起胡子“故意抹去青澀”，可其實他們的熱忱與責任心已經證明，有無擔當與年齡無關。像一塊海綿，吸收，釋放，年輕的支教人正逐漸找到張弛的度：水管被凍住，20多天缺水的日子，鐵皮搭建的洗澡間也成為向往之地；連日暴雨，電線桿一倒，習慣性借著燭光批改作業；抓住一抹信號，貓在一個角落也要“曬娃”；只有六七平方米的宿舍，4個成年人也能憑夢想安家；鬧過笑話后，能分清突然的晃動是因為地震還是火箭發射；省幾十元房費在候車室等待天亮的人，為多陪家人幾小時而多花上千元“火車改飛機”。
度的調試還有與家庭、朋友及山外世界的拉鋸，當而立之年的劉建華決定陪孩子們到畢業時，這個決定一度觸及家庭底線，但他的投入換來了鄉村孩子的改變，換來了“2018馬云鄉村教師獎”，更換來了家人的妥協，“當你覺得在別人的生活里很重要的時候，你的責任就會更大。”他想起為學生放映過一部關于籃球明星凱文·杜蘭特的影片，其中有句臺詞是“沒人知道你會成為怎樣的人，如果你足夠努力，你可以成為任何你想成為的人。”他反復說給學生，也似乎念給自己。（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梁璇）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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