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中國城市中出現越來越多的高樓，不斷縱向地拓展城市發展空間。但林立的高樓也帶來了一個問題：高空墜物。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關于高空墜物的報道見諸媒體，有的萬幸沒有傷及到人，只是車輛等受到損害。但也有墜物砸到人而傷及性命。
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2016至2018年這3年，全國法院審結的高空拋物墜物的民事案件有1200多件，這1200多件中有近三成因為高空拋物墜物導致了人身損害；受理的刑事案件是31件，31件里有一半多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
但現實情況是，依然有不少高空墜物的案件沒有進入司法程序。無法追責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從新聞報道情況來看，不少高空墜物無法確定責任人，所以也就無法追責。所以很多受害者選擇將整棟樓的業主告上法庭，要求承擔相應責任。這就造成，受害者有受害者的訴求，業主卻有業主的無辜。因此如何治理這一城市“頑疾”，成為了各方關注的焦點。
壞習慣該改改了
家在山西太原的崔先生對于高空墜物頗感無奈：家在一樓，經常會有一些雜物從天而降，兩個月內被掉下來的各種東西把玻璃砸壞了兩次。自家小孩有時在外面玩耍時，也會遇到掉下的一些小石子、核桃等雜物。這“頭頂上的安全”著實令崔先生擔心。
崔先生的擔心是許多人的心聲，誰都不想平白無故地“禍從天降”。記者統計了今年以來高空墜物的案件，有的墜物是外墻玻璃等樓宇裝修物質，有的則是一些家用工具，如錐子、刀、瓶子等，更奇怪的是還有一些動物，如烏龜、家犬等等。墜物千奇百怪，造成的后果也不盡相同：有的沒有造成任何傷害，有的是損傷樓下車輛等，還有的則是傷及行人，最嚴重的是造成人員死亡。
這就帶來一個疑問：為何高空墜物案件如此頻發？
“中國城市正處于快速的‘垂直’擴張進程中。”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院長李志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他為記者舉出了兩組數據，一是據摩天大樓中心統計，截至2018年底，中國已擁有3356座高于100米的建筑，數量與增長量均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二是中國裁判文書網的同期數據顯示，自2013年起，“高空墜物”“高空拋物”相關的判決文書數量激增。“可見隨著高層數量的增多，高空墜物呈現出高發態勢，其風險與危害也相應增大。”李志剛說。
這就表明，雖然中國的城市在不斷“長高”，但是城市管理、建筑規劃設計、居民的日常生活、行為方式等仍在適應“高層化”發展的轉變過程之中。
高空墜物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非人為因素，主要是由于大風、地震等自然因素以及建筑構配件缺陷或構配件年久失修、破損、脫落等導致的戶外擱置物、懸置物、建筑構配件等墜落。而另一類則是人為因素，主要是由于個人日常行為操作不規范、不小心等因素將物體碰落導致墜落，或由于個人的惡意攻擊或無意識、習慣性的“圖省事”拋擲性行為導致物體從高空墜落。
而人為因素需要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新寶表示，過去人們普遍住在平房或者低樓層樓房中，即使有墜物也比較容易確定責任人是誰。但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樓房越來越多，樓層越來越高，再發生高空墜物有時就難以確定究竟是誰家的物品。
這其中還包含著一個居民道德素質的問題。這是和城市化伴隨而生的，也必須隨著進一步城市化而解決。“過去人們住在平房，隨手扔東西是某些人的一種習慣。比如院子里有專門的垃圾堆，從窗戶隨手扔一個東西就能直接扔進垃圾堆。住進樓房之后，過去的習慣沒有改變，依然是隨手從窗戶扔東西。”張新寶解釋說，“也就是說，在住進樓房后，住高樓層和住平房沒有形成一個區隔，住高樓層所需要的安全意識、公德意識和法治意識還沒有完全形成。”
此外，高空墜物風險防控、巡查監管、宣傳教育等方面不力的管理因素對高空墜物案件的發生有著間接影響。而安全控制標準的滯后性、戶內功能不完善、建筑形態、構配件的設計缺陷、建設質量、材料缺陷等建筑設計和管理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空墜物的隱患。
追責到底追誰？
今年3月25日，在廣東省深圳市，一名紅衣女子和一名小學生在路過一棟高樓時，發現身邊有物品墜落，兩人迅速離開了事發地點。后確認，墜落的物品是瓷磚，但并不是該樓外墻所使用的種類。該樓所屬物業公司組織人力進行了排查，但一直沒有找到肇事者，也沒人主動出面承擔責任。所幸的是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這起案件反映出了高空墜物案件的特點：突發性、隨機性、隱匿性。這也就導致了很多因為高空墜物而導致人身傷害的案件無法確定明確的責任人。這也是為什么高空墜物案件一直以來都頗受關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87條規定：“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或者從建筑物上墜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的，除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給予補償。”這也是法院在判決高空墜物案件時的主要法律依據。
張新寶曾參與《侵權責任法》的編纂工作，他回憶當時情形，在法律編寫過程中發生了一系列的高空墜物案件，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因此在制定法律時，就需要有一條法律為高空墜物案件提供法律依據。所以第八十七條應運而生。
事物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法律不斷被實踐，需要完善和修改的地方也逐漸引起重視。“補償并不是賠償，在這條法律中并沒有規定連帶責任，也沒有規定具體的補償數額。”張新寶表示，墜物只是一個人的過錯，如果要整棟樓的居民都來承擔，那就會產生比較大的爭議。
李志剛也表示，立足于正義視角，對于并非自身活動引發結果進行賠償的歸責處置方式損害了大部分居民的權益，不符合立法的目的，在司法實踐中也難以執行，且有著誘發鄰里猜忌、激化社會矛盾的風險。
此外，一些高空墜物并不是人為因素導致，可能因為大風等外力，或者年久老化等問題而導致，這部分案件有時追責較為容易，但有時也存在著不同的阻力。
《侵權責任法》第87條規定有一個描述，即“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的”。這導致在實踐中會經常使人誤以為確定具體侵權行為人的義務是由受害人承擔，這會出現受害人提起民事訴訟后有關機關就不再管了，不再涉及刑事問題，不利于受害人保護。
同樣，物業在管理層面上的缺失也是導致案件多發的一個原因。物業對高空墜物需要做到宣傳和管理同步進行，通過張貼標語等來幫助居民樹立意識，通過加強管理，如制定規章制度、加裝護欄等措施來更有效防止高空墜物發生。
“高空墜物的規制涉及城市管理部門、開發、建設單位、物業、居民等多個主體，監管、治理、維護等方面的權責劃分模糊，日常管理工作難以切實推進。”李志剛說。
多措并舉共治理
那應該如何治理高空墜物，給居民一片安全的天空？這是居住在城市的每一居民所關心的。
2019年8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侵權責任編草案。此次侵權責任編草案納入了多項關于“高空墜物”的規定，成為一大亮點。
針對“高空拋物傷人”“高空墜物傷人”事件，草案三審稿明確：禁止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或者從建筑物上墜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的，由侵權人依法承擔侵權責任。
張新寶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侵權責任編三審稿中關于高空墜物的規定，凝聚了許多共識：其一，要對“高空墜物”和“高空拋物”做出明確的區分，這兩項所承擔的責任是不一樣的；其二，要明確相關部門的責任，尤其是公安部門調查、偵查的責任；其三，物業要承擔起安全保障義務，把需要擔負的保障居民人身安全的責任與義務切實承擔起來。
這些共識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分組審議過程中也得到了常委會組成人員的討論與豐富。
“規則的建立有個過程，這次修改相關條款也并不是盡善盡美，但總體要朝著更加合理的方向去修改。”張新寶說。
不僅是要在民事責任上有明確認定，相關案件的刑事責任也要明確。為此，法律專家建議，在刑法修正案中，在明確拋擲物品類型和重量、拋擲高度等條件的前提下，將“高空拋物”行為作為刑事犯罪予以懲治。
除了法律要完善之外，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設也亟需加強。
對于物業的責任，李志剛建議，明確物業單位的責任主體地位，通過強化社區公約、成立風險基金、加強社區內的監控規范和安保規范、設立社區信用機制、完善物業管理實施條例等方面加強物業監管的立法統一，如物業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而造成高空墜物損害，受害人可以對其追究責任。
此外，發揮社會保險作用也是治理高空墜物的方式之一。“將高空墜物致害引入社會保障或保險救濟制度中，分散風險，如建立高空墜物救助基金，增加商業保險責任等。”李志剛說。
如今，技術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對高空墜物的治理。李志剛建議，可以引入智能化技術防范方法，如高空擲物數字監測、AI安防等智聯系統，利用其墜物風險預警提示、實時全面監控、事故溯源等功能，為高空墜物監管、巡查、布防、維護等提供輔助。
同樣，樓宇建筑設計也要將防止高空墜物納入考慮范圍之內，比如將道路置于建筑外墻界面內、底層建筑外墻設置挑檐、道路邊緣與建筑外墻間設置綠化隔離帶等。高層樓宇住宅設計要滿足儲物、晾曬等實際居住需求，陽臺邊緣防護措施、養花架、空調預制板、雨棚、挑檐、防護網等建筑構件的細節設計與品質控制也要考慮在內。
群眾參與也是必不可少，李志剛表示，要培育“自下而上”的基層自治力量，鼓勵居民、物業、業委會群防群治，深入參與高空墜物的監督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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