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東區土地征收辦工作人員結伙勾結，利用各種手段，套取國家扶貧開發征地補償款2000余萬元，涉案32人。
●檢察機關依法將30名犯罪嫌疑人審查移送起訴，已有14人被法院作出了有罪判決。
●當地紀檢監察部門根據檢察機關移送的線索，對13名黨員干部進行了黨紀政紀處理。
●此案為四川省10年來扶貧開發領域最大的窩串案。
2015年4月，四川省攀枝花市東區檢察院接到轄區阿署達彝族村村民實名舉報稱：有個別村民與征地拆遷工作人員相互勾結，共同套取國家土地補償款。由于線索反映問題涉及扶貧開發領域，事關群眾切實利益，該院立即成立專案組，擬定初查方案，明確初查目的、方向、范圍、方式、策略和步驟，經檢察長同意后展開初查。
更改數據10人套取補償200萬
為快速找到切入點，專案組將調查重點集中在對涉案人員背景資料以及阿署達村征地拆遷情況的收集上。經過細致審慎的摸排，專案組掌握到，阿署達村土地拆遷工作由區土地征收辦牽頭開展，原始資料全部記錄在基礎數據調查表上。同時，專案組發現，征地調查表在管理方面存在三個漏洞：一是征地工作結束后沒有及時對調查表進行電腦備案，為修改、虛增數據提供了可能；二是征地工作人員在征地工作結束后沒有及時在調查表上簽字，存在事后統一補簽的情況；三是調查表由個人保管，無人監督，埋下修改、虛增數據的隱患。正是這些監管漏洞和管理隱患，為貪婪小官留下了可乘之機。
2012年上半年的一天，銀江鎮農辦主任的車子壞了，該主任安排拆遷工作人員楊玉軍、黃飛(化名)把放在車上的所有入戶調查資料放到楊玉軍車的后備廂保管。楊玉軍看時機成熟，當時就對黃飛說：“機會來了，看能不能更改調查表數據，增加征地補償款，想辦法把補償款套出來？”二人一拍即合，遂伙同村民小虎共同套取補償款40萬元。
嘗到甜頭后的二人肆無忌憚，利用征地拆遷管理方面的漏洞，伙同銀江鎮城市建設與管理服務中心工作人員雷雨(化名)、阿署達村拆遷戶張良學(化名)等10余人先后套取國家扶貧開發補償款200多萬元。
貪婪行徑最終讓他們吞下了自己種的惡果。經攀枝花市東區法院開庭審理，楊玉軍被判犯貪污罪，處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70萬元，犯受賄罪，處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90萬元；同時楊玉軍非法所得贓款5萬元予以沒收，其余贓款予以追繳。
13人造假土地畝數虛增7倍
隨著偵查工作的深入，專案組發現，涉案人數越來越多，兩條上下貫通的不法鏈條已經清晰呈現出來。一條貫穿于阿署達征地拆遷項目，一條隱藏于攀鋼尾礦擴容技改項目。兩個鏈條看似毫不相關，但卻因共同的征地拆遷工作人員張世梁聯系在了一起。
2011年攀鋼尾礦擴容技改項目啟動后，阿署達村二社社長鮑世新(化名)找到張世梁，要張世梁在征地拆遷中幫他在戶頭上增加幾畝土地，并約定套取得來的征地補償款會分一部分給他。幾經勸說，張世梁表示同意。但當鮑世新看見征地調查表時，他驚奇地發現，張世梁很夠意思，原本只有2畝多的土地，經張世梁“操作”后，輕而易舉就增加了14.6畝。抱著“人家夠意思，自己也不能不開竅”的心思，鮑世新在44萬多元補償款發下來后，第一時間就給了張世梁20萬元。
同時，訊問鮑世新時，專案組發現張世梁涉嫌1.6萬元的犯罪線索。專案組根據線索順藤摸瓜，查實張世梁在從事扶貧開發征地拆遷工作的3年內，連續伙同鮑世新、拆遷村民楊廣榮(化名)等13人，采取虛增征地數據的手段，套取國家扶貧開發征地款300多萬元。專案組根據楊玉軍的交代，銀江鎮城市建設與管理服務中心工作人員馮均、雷雨被立案偵查。通過對二人的訊問，專案組也掌握了阿署達村二社社長鮑世新、四社社長楊元平的犯罪線索。
至此，專案組共集中加班突破主要嫌疑人時間長達4個多月。一年間，該院上至領導，下至干警，放棄所有節假日，始終堅守在工作第一線，共走訪村民200多人，調取材料8000多份，形成司法會計鑒定上千頁。為用活用好線索，專案組努力挖掘每一條信息的潛在價值，以小見大、層層深入、梯次推進，始終牢牢把握辦案主動權。
身兼數職權錢交易空間大
“遏制和減少扶貧開發領域職務犯罪，打擊是治標之舉，預防才是治本之策。”攀枝花市東區檢察院預防局局長劉懋娜指出。為此，該院堅持打防結合，狠抓案件查辦的同時，更加注重對發案規律的總結和發案原因的剖析，形成的《征地拆遷工作中存在職務犯罪問題的調查報告》被四川省檢察院轉發推廣，報告深度揭開了該區扶貧開發領域職務犯罪窩串案的秘密。
2010年，張世梁從銀江鎮政府調入東區土地征收辦，負責測量工作、記錄數據、簽訂協議、補償款的發放、地表清除、移交土地等工作。攀鋼尾礦庫擴容技改項目征地拆遷補償安置項目實施后，張世梁擔任該項目現場工作組下設協議簽訂組副組長，主要是負責被拆遷村民的摸底調查資料核實、補償資金核算及拆遷安置協議的簽訂。
從張世梁職責可以看出，他一人身兼數職，權力過于集中，擁有較大自由裁量空間，對資料收集、復核、統計、征地拆遷面積補償的認定具有確認權，成為部分被征地戶獲取非法利益的尋租對象。
2012年，在攀鋼尾礦擴容技改項目征地拆遷中，村民起加才主動找到張世梁，欲利用其職務之便，幫忙“整”10多畝土地，以套取政府發放的征地補償款。為取得張世梁同意，他先是給了張世梁10萬元的銀行卡，后又以四社的名義起草了一份能夠證實其有10.46畝土地需要補償的證明。這份證明需要時任四社社長楊元平簽字和村委會蓋章。起初楊元平不同意，為達到目的，起加才找到村長韓大海(化名)打招呼，楊元平最終放棄了原則，在證明上完成了簽字蓋章。起加才因此騙取土地補償款37萬多元。
楊元平作為基層干部，缺乏法制觀念，對違紀與非法犯罪的界限模糊，抱有僥幸心理、從眾心理，在金錢的誘惑下一次次突破底線，鋌而走險，最終走向了犯罪的深淵。
2012年10月，在阿署達征地拆遷項目中，因有10座無主墳經登報后仍無人認領。而楊元平深知此類無主墳采集和基礎信息確認缺乏規范的操作流程和監督機制，便利用這一漏洞，與征地拆遷工作人員黃飛預謀找阿署達村三社村民蔡有忠來認領無主墳，待補償款下發后進行私分。通過精心謀劃，他們共騙取土地補償款8萬元，僅有5000元為遷墳所用。
扶貧開發領域職務犯罪頻發多發，究其根本還在于征地補償工作透明度不夠。征地拆遷部門或相關人員大多只向群眾公開相關政策，而具體的征地拆遷面積、應拆除面積、附屬物、補償標準、補償金額等都不公開，或者公示不深入、不徹底。這種不透明公示，為不法分子搞暗箱操作、權錢交易提供很大空間。
打防聯動堵塞團伙作案漏洞
多年來，東區檢察院在查辦職務犯罪過程中，克服純業務觀念，既堅持嚴格依法辦案，又十分注重人文關懷，始終堅持“打擊與保護”并重的司法理念。為此，訊問間歇，偵查人員會適時主動給犯罪嫌疑人宣講法律法規和刑事政策，并在不涉及案情的情況下，做一些心理疏導，放松犯罪嫌疑人緊張情緒，緩解其思想壓力。同時，最大限度給予案件當事人及其親屬合法合理的照顧，堅持用證據和道理服人，讓當事人既感覺到法律嚴肅，又體味到人間真情、社會溫暖，使他們自覺配合辦案。
2015年8月，正值芒果收獲季節，偵查人員通知阿署達村村民鮑和貴(化名)接受調查期間，得知其家里有大片芒果需要摘收和出售，為避免和減少芒果損失，該院本著不僅要使法律有力度更要以人性慰人心的原則，給予了他十余天的到案寬限時間，讓他有充足的時間將家里的芒果妥善處置。這一舉動不僅感動了他本人和家人，更是受到當地村社干部和群眾的一致好評，檢察公信力和執行力得到顯著提升。
張紅(化名)是案中一名女性犯罪嫌疑人，還是一個未滿9個月孩子的媽媽。基于張紅的特殊情況，該院給予張紅在辦案間隙給孩子喂奶、夜間回家照顧孩子等合理人文照顧。隨著案件的深入，張紅被辦案檢察官的關愛和關心所感化，很快轉變了之前的生硬態度，主動講清楚了犯罪事實，人文辦案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訊問期間，張世梁痛風發作，該院迅速啟動“檢醫聯合”機制，開辟綠色通道，從攀枝花市中西醫結合醫院抽調兩名醫護人員對張世梁進行專門治療和陪護。細致的人文關懷讓張世梁內心受到極大震撼，最終放下沉重心理包袱，陸續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實，達到了辦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村民王富元(化名)起初被依法逮捕，羈押期間，該院得知其雙側股骨頭壞死，且經常發病，考慮到其身體狀況及其悔罪認罪態度，改變了強制措施，作出取保候審的決定，王富元對檢察機關的寬大政策和人文關懷表達了深深的謝意。該院用足用活刑事政策，用真情感化犯罪嫌疑人，從靈魂深處打動犯罪嫌疑人，達到了既懲罰犯罪又教育挽救嫌疑人目的。
這些案件被移送起訴后，該院針對扶貧開發領域人員組成復雜、管理混亂、監管不到位等問題，經多次研究反復論證，撰寫了《東區惠農扶貧領域職務犯罪案件發生原因及預防措施分析》，獲得了區委、區政府、區人大、區政協主要領導肯定性批示。
為鞏固和深化工作成效，該院聯合區扶貧和移民工作局、區民政局建立了長效機制，會簽了《關于在東區群策群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工作中預防職務犯罪加強聯系配合的意見》，從七個方面提出了加強扶貧開發領域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舉措。同時，先后組織區鎮村社干部300余人開展了職務犯罪預防宣講，通過以案釋法，增強群眾法治觀念，提升黨員干部廉潔從政意識。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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